《江苏省志·国民党志》在各方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八年艰辛努力，终在２００６年５月付梓面世，成为全国最先公开出版的省志国民党志。

   　该志书的编纂意向，始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启动，其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

　　第一，观点不易把握，写作难度大。按照志书存史功能的要求，国民党志的撰写，也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而建国以来学术界有关民国史的研究，一直是十分敏感的“雷区”。从当时极“左”的时代背景、意识形态要求出发，凡涉及民国、国民党的相关研究，均不得不立足于批判、否定。直到８０年代中期始，情况才有所松动。但编修国民党志，如何处理好既要符合志书要求，又要把握正确的政治原则，心中无数。担心不是出赝品，给历史留下骂名，就是犯错误，也是废品一堆，白忙。

　　第二，全局性的历史课题易做，区域性的专题难为。从事历史研究的同仁都知道，全局性的历史课题，资料多、研究的成果多、参照面广。相反，区域性的专题，资料少、研究的人少，成果也就少。有的甚至是空白，一切须从零开始。故难度很大。以国民党的专志而言，同样服从这一规律。８０年代后期，本人参与王家典、刘健清教授发起编写中国国民党史的试探性研究。由于有关民国史、国民党史的课题资料丰富，建国前相关著述成果也比较多。故花了三四年时间，搜集资料，研究撰作，较快地完成一部６０余万字的《中国国民党史》。同时，本人也开始注意关心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资料、研究、撰著情况。发现不仅建国以后南京无人从事这方面的资料搜集整理，更无从谈起系统研究，连一篇专题文章也找不到；即使是建国前，除少数期刊，偶见刊布江苏省党部早期的一些文件、条例外，也无任何研究著述。江苏如此，其他各省的情况大概也差不多。这也可能是全国各省市国民党专志一直未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区域性的专题研究之难。

　　第三，资料难找，无米之炊难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凡是民国史、国民党史的核心资料，有关档案馆、图书馆是封闭不让开放的。即使是９０年代情况有所好转，但有许多资料仍然不开放。可以开放的由于过去长期封闭，疏于整理，查找亦十分困难，无异大海捞针，事倍功半。特别是有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档案资料，由于抗战时期，江苏沦陷，省党部从镇江流迁苏北、安徽等地，多次遭受日军袭击，流离失所，档案文件损失殆尽。资料奇缺的情况，更胜他省。

　　基于以上原因，致使这部志书的编修工作，一直停滞不前。

　　９０年代末，随着江苏省志及市县志的编修大部分已告完竣，少数未完成的也即将竣工，唯有国民党专志尚无着落。１９９８年下半年，省志办有关同志找到本人旧事重提，希望考虑国民党志的编修问题。并征得省社科院领导的同意支持，由本人物色编写组成员，编修工作正式启动。

　　一开始是艰苦的资料搜集工作。首先按粗拟大纲在各图书馆对公开出版的书刊、县志、文史资料、港台图书等，实行拉网式的普查。然后重点移至南京图书馆特藏部、各档案馆细查。在查询过程中，得到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江苏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以及镇江档案馆等单位的领导和相关同志的大力支持，许多未编目的不公开的书刊报纸、档案资料、胶片被发掘出来，逐卷、逐本、逐页过目。有用的复印，不能复印的手抄。春夏无间，秋冬相随，先后数年，积累的复印、手抄资料堆积起来将近两米，多达数千万字。

　　但在按专题分类后我们发现，资料仍有很多缺项，有的专题无资料或资料不足。特别是抗战时期，缺项尤为严重，只有想方设法，再继续查询。最后，在各方关心和支持下，所缺的资料，终于有所补充。为了尽最大可能建构一部全面、完整、系统的省国民党志，我们数年来的主要精力大多花在搜集资料上，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历尽艰辛，费尽神思。

　　在资料初步具备的基础上开始撰述。在这方面，省志办的领导专家给予了莫大的帮助，从而保证整个编修工作在逐步符合志书规范的轨道上，平稳推进，渐有所成。

　　在编纂过程中，有些问题颇费周章。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作者要不要有观点，用什么样的观点贯穿全书。按照志书传统的要求，应当“述而不作”，即只记述、不议论、不表明作者的立场观点。但面对数千万字的资料，记述什么，表现什么，必然要有所选择。有选择，就要有立场、观点。在这方面经过讨论，统一认识，坚持一条：根据志书存史功能的要求，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原则，用是否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国家社会进步为标准，去衡量国民党在江苏一切活动的是非功过，并以此鉴别一切资料的轻重主次，用最能反映本质的典型资料，秉笔直书，准确记述国民党在江苏省的全貌。该肯定的，忠实记述，不隐讳，不溢美；该否定的，如实记录，不夸张，不虚饰。要求做到：记述是非功过，褒贬臧否，不说空话，不穿靴戴帽，不以感情用事。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寓论于史。

　　其次，如何保证全面、完整地建构本志的体系，不留下严重缺陷的问题。为此，在编写大纲的拟订，具体编写过程中资料的安排，都尽量贯彻这一要求。不应该仅仅根据现有资料主次不分，畸轻畸重，简单罗列，不讲究体系。如有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从产生、发展到终结，这个过程不能中断；它在各个时期的重要组织机构不能或缺；它的活动必须有始有终等。有关的缺项必须尽量查询补充，达到完整。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要求。各位作者为了尽最大可能使结构较为完整，均不得不写写停停，中途再多次跑图书馆、档案馆，查找所缺的资料。有时，功夫不负有心人，查到一点资料，如获至宝；有时，失望而归，再接再厉，继续查寻；也有的终究无能为力，只能作罢。经大家的共同努力，最后的成品虽不能说十分满意，但基本勾画出国民党在江苏的全貌，没有留下明显的缺憾。

　　再次，关于志书体例与史著体例的关系问题。这方面各位作者在方志专家的帮助下，逐步由不熟悉到基本掌握相关要求，尽力贯彻志书体例原则。如大框架的设计，内容的合理安排，章、节小序的设置，撰写过程中的述而不论、寓论于史等等。但有些方面不得不借用史著的一些手法加以弥补。

　　一是由于本志的资料严重不足、不系统、不完备。如果严格按照志书的体例规范设计，必然带来相当多的缺项、断档，无法贯彻始终。故有些地方不得不以史著综述、概述及其以典型说明一般的手法作出交代。如抗战时期介绍全省各个督导区的抗日工作情况，只有两三个督导区有具体资料，而大部分督导区无具体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按志书的体例要求贯彻到底，而用史著体例记述则比较方便。

　　二是如果按照志书横排坚写的要求，有许多问题的横向联系就无法说清楚。如有关会议可设置“会议”目，将有关会议集中在一起，依序排列，眉目清楚。可对不熟悉民国史的读者来说，这些会的产生背景是不清楚的，会带来阅读中的障碍，诸如此类的情况甚多。考虑到这一点，本人认为：在保持志书大框架体例的情况下，对细部安排可以有所变通，借用史著的方法，多一些横向联系，以保留历史事件的完整。我们的目标是，通过阅读该志，能大体了解国民党在江苏的组织、活动概况及其属性，而不致因拘泥细节合不合体例，而留下太多的不完整印象。

　　三是书志与史著都是存史的载体，有区别，更有相通的一面。志书将“史实”分门别类，像“货架”一样有序陈列，以备后人应用。从“货架”的寓义出发，只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因“货”设计，达到方便后人应用的目的即可。史著的特点是既“存史”，又渗入史家的观点情怀。在表现方法上也有其特点。在“存史”这一点上史志两者是共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不互相排斥。基于这一考虑，故在编写过程中，着重在“存史”上下功夫，只叙不议。同时注意史著表现方法的适当运用，从而达到志书和史著的优势互补。最后形成的结果便是，在体例上大体遵循志书的原则，在表述方式上有史著的痕迹；称不上一部标准的志书，但基本准确地反映了国民党在江苏的全貌，完成该志应当承担的任务。这对我们来说，也是特殊情况下资料不足不系统　的一次探索和试验。

　　又次，资料的鉴别和订正也是编修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一是辩认难。这次搜集的数千万字资料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上海、北京、台湾等旧报刊、旧档案的复印件上辗转复印而来，字迹模糊不清。审读时，有的只能看清大标题，相关内容需要根据上下文半猜半凑，才能搞明白。有用的内容，则要立即逐字逐句描画清楚，或另外在空白处写下，否则下次引用，还要重猜，极其费事。在复印的其他档案资料中，抗战前的档案由于纸张较好，铅印或石印，字迹尚属清晰。抗战期间及内战期间的档案资料，由于当时经济极端拮据，物资极为匮乏，纸张质量均极为粗劣，如同黄草纸。且大部分文字资料是用铁笔、钢板在腊纸上刻写后，在粗糙的纸上印刷而成，字迹不清的情况更为严重。而毛笔手书的档案文件、会议录、信函等复印件，由于书写者各人风格不一，随心所欲，龙飞凤舞者有之；疏密失序，勾画涂抹者有之。要将其内容一一辩认清楚，自需一番功夫。其中艰辛，非亲临其境而可体悟。

　　二是审误难。从档案文本的情况看，也许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也许由于各人的粗心和随意，舛误百出。按规矩，后人引用时可以照录不误。但有些情况却不允许这么做。如同一组织中的同一人员的名字，在不同档案材料中出现，却音同字不同。如“麟”，有写成“林”、“年”，“葆”写成“保”，“振”写成“震”等，但写入志书中则必须统一。倒底哪个正确，只能根据出现率多，或古人取名规律，加以确定统一。有的是形似音义不同。如无锡县有一党部委员姓名，有的资料记“吴观蟊”，有的记“吴观蠡”。都是第一手原始资料，倒底谁是谁非，对此只能用考据推理的办法确定。以该组织为无锡地方党部组织，该人吴姓，为吴中人可能性大。无锡有蠡湖。故该人取名“观蠡”是情理中事。而“观蟊”则成观毛虫，费解，必是笔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是考订犹难。考订需要依据充分的资料，确凿的证据，在撰写以及最后汇总通稿中，往往会碰到一些史实内容前后不一致之处，或有明显的矛盾或疑问，需要通过反复查找资料，加以订正统一。实在查不到只能存疑。例如在记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早期组织时，其中一个时期按规定监察委员３人，候补监察委员只能是１人，可是资料记载却是３个候补监察委员。若原文照录，明显不合理；随意划去两人，保留一人，又深感不负责任，不是严肃的治史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再查资料比照，最后终于弄清楚，是由于当时情况的变化，短时期内，换过３个人。只要补加“先后”二字，就准确了。又如志书初稿中有许多表格统计数据，最后通稿时发现有些明显不对头。再查原始资料，也是如此，并非编者抄录错误，而是原始数据本身就有错误。鉴于这一情况，本人最后对所有统计表从头至尾均用计算器全部逐项一一加以复核，对查出的错误数字，在表下另加订正说明，原始错误仍保留原样，不作改动。

　　志稿的编撰，编者固然花了很大的心血，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对志稿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志稿撰述过程中及初稿完成后，省志办先后召开过两次审稿会议。领导及专家就志稿的内容安排、体例结构、写作规范等，均提出具体详明的审读意见。尤其是省志副总纂熊人民、蔡秋明二位，均为年近８０高龄的耄耋老人，对六七十万字的书稿，逐章逐节认真阅读，并写下详细的审读意见，令人深深感动，倍受教益。本书顾问张宪文教授，更从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的视角，对志稿作了许多重要的订正。所有这一切都为书稿的修改、补充、完善，奠定基础，发挥了关键作用。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