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修志，80年代起步，近20年来，广大方志工作者筚路蓝缕，广搜资料，辛勤笔耕，大批修志成果陆续面世。已出现的市、县两级志书，一部书少则数十万字，多则数百万字，汇集了极为丰富的地情资料，反映出当地地情研究的最新成果，多为当地著述史上空前的宏篇巨帙。在修志过程中，还积累了大量的地情资料，有待开发利用。方志事业这项基础性的学术文化工程，就其丰富的内涵，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众多领域里将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益发显其重要。

　　然而，面对如此皇皇巨著，在普及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困难：一是志书普遍厚而重，携带不便；二是内容广而博，具体到某一方面的内容又往往显得深入不够；三是价格昂贵，目前已出的市、县志书订价已有高达500元以上者，一般的也在百元或数百元不等，一般读者个人难以问津。这些问题，给广泛开展读志用志活动，充分发挥志书的功能，带来了局限性。

　　以《镇江市志》为例，志书出版后，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市报辟了专版，主编走进电台直播室，各种新闻媒体均作了广泛的宣传介绍。其时，正逢镇江最大的中外合资商贸中心——镇江商业城举行奠基典礼，市领导决定将其作为高档礼品赠送中外宾客。如此等等，虽产生了轰动效应，结果只是热了一阵子。大部分志书还是依靠行政手段，由各单位订购。购买后，多数单位存入图书室、资料室，往往束之高阁。应该现实地看到，我们修志工作者，积数年、数十年辛勤劳动的成果，由于志书本身的弱点和局限性，它广泛的社会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如何使修志成果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这是实践给我们方志工作者提出的新课题。围绕这一课题，经过近几年的探索，作为专业方志工作者，深深地感到除了要采取多种方式引导读者读志用志外，更需要更新观念，扬我方志之长，避我方志之短，积极开拓延伸，努力探索读志用志的新途径。

　　当今世界，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期，时代的巨轮飞速前进。各项社会事业都在顺应其需要作相应的变革。具有悠久传统的方志事业，更要冲破墨守成规的旧观念，跳出几十年、十几年编一本志书的传统模式，充分认识方志事业“范围广阔，内容丰富，功能多样，效益持久”的事业特点，围绕志书这个主体，积极做好开拓延伸工作，把读志用志引向更广阔的天地。

　　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围绕市志这个主体，开拓延伸，编辑出版地情丛书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以镇江市志办为例，从1994年开始，先后共编辑出版了7本地情丛书，约167万字，发行量达9万多册，扩大了地方志和方志事业在社会各界的影响，产生了十分良好的社会效益。

　　从已出版的7本地情丛书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类是对志书内容的补充，丛书之一《镇江改革开放十五年》即属此类。

　　由于《镇江市志》下限为1985年，记述改革开放的内容受到很大的局限，为了全面反映和记录改革开放十五年的历史进程及辉煌成就，在市志初步涉及的基础上在丛书中给以补充和加强。《镇江改革开放十五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至成书前的1993年，对这十五年的历程给予全面的记录和反映。全书既有十五年来全市改革开放情况的综述，又有各县(市)区和各行业的分述；既有典型事例的介绍，又收录了十五年全面系统的统计数据；既有文字资料，又有具有存史价值的图片资料。这本书赶在全市大型经贸活动——第二届“金山之光”艺术节前夕推出，纳入艺术节的宣传活动计划之内，成为记录、宣传全市改革开放历程和成就的精美材料，补充了市志对改革开放内容反映不够的缺憾，使改革开放的内容得到了加强。经领导同意，此书曾分别发给市党代会代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人手一册，以作为了解全市改革开放全面情况的重要资料。

　　另一类是对志书内容的延伸，丛书之七《我是镇江人——镇江当代旅居外地人物》属此类型。

　　在编修《镇江市志》人物志的过程中，同时收集到部分健在人物的资料，因受志书“生立不传”原则的限制，不能入志。这些旅居外地健在的镇江人士，他们活跃在祖国各地、各条战线上，在那里建功立业，创造出了骄人的业绩。这是一笔巨大的潜在的人才和智力资源。如果将这一资源开掘出来，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经过近一年的时间，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采取滚雪球的方式，不断扩大征集范围，征集到大量健在的旅居外地镇江人物的资料，以镇江籍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的名言“我是镇江人”为书名，表达了浓浓的乡情、亲情，编成丛书之七。全书共收录近千名人物资料，其中有两院院士10人、博士生导师62人、部省级领导16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160多人。大量的是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业务骨干。

　　这本书的出版，使志书人物方面的内容得到了延伸和扩展。对凡收录上书的人物都以市政府名义每人寄赠一册。一本小书架起家乡与游子感情联系的桥梁。许多人接到赠书后，深感自己少小离家，几十年没有回来过，家乡还没有忘了自己，激动不已，纷纷来信来电，表示要为家乡建设出力。有的给市领导写来了长达6页的建议信，为家乡的建设出谋献策。有的要将自己研制的产品交由家乡的厂家生产。有的主动将自己研制的软件赠送家乡的工厂使用。许多人表示，希望与家乡保持经常的联系。经请示领导同意，在市志办成立了旅居外地镇江人联络处，使联系工作做到经常化。他们当中还有许多人表达了迫切要求了解家乡情况的愿望，市志办就向他们推荐《镇江市志》、《镇江年鉴》和其他地情书籍，结果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共向他们发行了市志70套、年鉴56本和地情丛书135册。使市志等地情书发行到了包括新疆在内的祖国四面八方，意外地增添了一批读志用志的新人群。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人们为镇江出了这么多杰出的人才而自豪，经济、人事部门的同志把它当作人才资源信息库，教师、家长把它作为教育、激励年轻人好学上进的生动教材。前往索书者络绎不绝。镇江日报社还利用书中的线索，经过扩大采访，开辟专栏(仍用“我是镇江人”书名为专栏名称)介绍旅居外地镇江人的事迹和成就，现已刊登专访文章52篇。这一栏目成了吸引读者的热门栏目之一，市志办作为栏目协办单位，在社会的知名度亦随之大增。

　　再一类是对志书中分散内容的集中和普及。丛书之二《镇江抗日史话》、丛书之六《镇江百年反帝斗争》皆属此类。

　　《镇江市志》中有关抗日斗争的内容，原分别收录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党派》、《政府》、《军事》、《人口》、《社会团体》、《民政》、《文物》、《人物》、《民主革命斗争纪略》、《附录》等若干卷中。1995年，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这方面的纪念活动是全市当年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为了配合这方面的活动，向全市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市志办将市志中分散的内容加以集中，经过消化梳理，将全市范围内自1931年至1945年间抗日斗争的史实，以史话的形式，全面系统地集中编成《镇江抗日史话》。该书叙史、记事、写人，通俗生动，有详有略，比较系统地记述了镇江人民在抗日斗争中的生动史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镇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颂扬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镇江人民反抗侵略的光辉业绩。全书共17.6万字，先后印刷4.4万余册，每册定价仅为4.5元，广泛发行到市民和青少年手中。这本书的发行被列为全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第一项重大活动，在社会上引起较强烈的反响。报社、电台、电视台组织的知识竞赛把这本书列为重要参考读物。有的学校达到学生人手一册，利用这本书组织座谈会、演讲会等纪念抗日战争的系列活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织对失足青少年的帮教活动时也把此书赠送给他们阅读。

　　《镇江百年反帝斗争》也和《镇江抗日史话》一书的情况类似。镇江是座有着光荣反帝斗争传统的英雄城市，从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前的镇江抗英保卫战起，1861年英帝国主义在镇江开辟租界，1889年镇江人民怒烧英国领事馆，1919年后，五四、五卅运动中镇江人民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1927年镇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直到1949年发生在镇江江面上的“紫石英”英舰事件，充分反映了镇江人民为保卫祖国领土进行英勇不屈斗争的爱国精神。但这些内容也都分散地深藏在厚厚的市志之中。市志办同样将这部分内容经过挖掘、梳理、扩充、加工，编写成《镇江百年反帝斗争》，使这部分内容得到集中地通俗的反映。1997年4月，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百年耻一日雪”之际，将此书奉献给全市人民，为全市爱国主义教育、迎接香港回归的活动提供了又一册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全书12万字，定价每册仅5元，共印2.4万册。此书的出版发行取得了与《镇江抗日史话》一书同样的社会效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地情丛书的编写是对志书的一种延伸和补充，是深化和再加工，它可以克服志书普及方面的困难和局限，从广意上开辟了读志用志的新途径，是使志书丰富内涵得到充分展示的有效形式。

(责任编辑 吴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