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泗阳县志》，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张相文先生主持编修的很有特色的一部县志，在民国时期所修的1100多部志书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完全可与黄炎培的《川沙县志》、余绍宋的《龙游县志》等一批被称为民国时期名志、佳志相媲美。可是，就是这样一部民国时期优秀的志书，1985年“再版”时，竟被删去了近20万字，占全志60多万字的1／3，这实际上是无知的表现。众所周知，进行古籍整理时，对于前人的著作，是不好作随意删节的。对于其中的迷信和错误观点，只需在出版前言或出版说明中指出就可以了，即使对其中校对出的错字，自行改了，也需在校勘记中加以说明，而不能一改了之。较为正规的校勘书籍，又大多采用加括号为标识，字形不同加以区别。《廿五史》的校点，就是采用此法。正如《汉书出版说明》中所说：“对正文和注文的增删校改，一律加括号作为标识。正文或注文错了，应当改动和增删的，加上圆括号，用小字排印；增入或校正的文字，加上方括号，用与正文和注文相同的字体排印。”这才是正确的对古籍整理时应当所持的态度。然而就在全国旧方志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会议召开以后，还会出现将一部很有特色、很有价值、很有影响的志书，在“整理出版”的名义下乱砍乱删而使之面目全非，这怎么能不令人痛心!

　　当然，删节者们也有他们的道理，《再版前言》中说：“原书中的纯属宣扬封建道德毫无史料价值的部分，如历代‘节妇’和殉夫‘烈妇’名单凡2000余人，及割股断指等愚昧残忍的内容，均予删节。”看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难道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来，一部好端端的名志，竟变成了支离破碎的资料了，这已经不是张相文先生所主持编修的《泗阳县志》了，这不仅张相文先生在天之灵不会承认，我们今天学术界同仁也不会承认。如果让这些同志来“整理”《廿五史》，这部记载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著作，又不知将被删成什么样子了。因为在这些史书中，同样存在着许多糟粕，就如被鲁迅先生称赞为“史家绝唱”的《史记》，不是也记载了范增所编造的鬼话“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项羽本纪》)。《汉书》作者班固，为了说明刘邦应当得天下，不是也在《高帝纪》中编造了刘邦夜行斩蛇的故事吗?《三国志》、《后汉书》记载这类事情就更不在少数，尤其是后者，由于书中许多地方对符瑞、气运、期数、阴德等迷信的肯定，所以作者范晔究竟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者，一直成为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前四史尚且如此，以后诸史自然就更可想而知了。赵翼在《廿二吏劄记》中就曾专门列出标题集中论述了这些内容。在该书卷八《晋书所记怪异》条开头就说：“采异闻入史传，惟《晋书》及《南北史》最多。而《晋书》中僭伪诸国为尤甚。”又如同卷中《相墓》条，是罗列诸史所记相墓应验之事。卷十五《诵经获报》条，则是汇集诸史所记某些人在大难临头，由于能大诵佛经而得以逢凶化吉之类故事，如此等等，不仅迷信，而且是荒唐不经，如果按照民国《泗阳县志》1985年《再版前言》所规定，这些内容自然都得砍掉，不敢设想，这部《廿五史》不知将被砍成什么样子。不过若是仔细对照又会发现，有些被删节的内容，也并不犯他们所订的条例，如医术高超的明代名医田养德、清代著名画家薛怀以及一大批公正廉明的清官也不知是犯上何条而被删节?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志中许多碑记，本是一个地方重要文献，却也被砍掉，真不知当日是出于什么想法，而使一代名志遭到如此浩劫，其后果相当于乾隆时期兴文字狱而使许多书籍所遭之厄运，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之说。若是此志原本失传，势必造成千古之遗憾。这种对地方文献不明智的错误做法，曾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不满，尤其是近年来纷纷向泗阳县志办公室建议，希望将这部志书原文不动地重印，乃使这部享有盛誉的地方志书能按原有面目留传后世。县志办同志采纳了大家的建议并报请县领导批准，又经整理校点，现已付印，还约请我为之作序。作为一个泗阳人，能够为乡贤的著作写序，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事。

　　民国《泗阳县志》是张相文先生主持编修的，他亲自参加了资料的征集、采访、搜集等繁琐工作，“又为详订体例，拟具编辑大意”，“别为图、表、志、传四纲，使文以义起，事以类从”。可见这部县志的编修，总的方针大政，全由张先生一手所订，从体例的确定，到纲目的安排，乃至文字的叙述，事物的分类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与那些挂名总纂全然不同。

　　我们说这部县志在民国时期所修的志书中较为出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志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门类齐全，这在当时众多志书中确实是不多见的。我虽然是泗阳人，又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然而有关泗阳许多事情，还是首次得知于这部志书，志中所记内容大多有根有据，资料搜集与采访做得非常细致与广泛，上至省里有关内容记载，下至家谱及私人著述、笔记，无不广搜博采。体例方面，尽管作者自云“图、表、志、传四纲”，实际上该志还有“大事表”，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大事记”，只不过将其放入表一类而已。至于我们说门类齐全，应当从当时的社会内容来作评定，在当时来说，应当记载的全都记了，这就应当承认它是做到了齐全，而不能用我们今天社会内容去衡量与要求，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比七十多年前不知丰富了多少倍。

　　其次，这部志书的编写，能够体现出民国时期的社会特点，反映出民国时期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部志书不能反映当时社会精神面貌，起码说明它对这个社会新产生的事物与现象都没有很好的记载，象这样的志书就很难说是写得很成功的志书，更不要说是“名志”、“佳志”了。而在民国时期所修的一千多部志书中，类此情况者还不在少数。而民国《泗阳县志》的编修，则能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在篇目设置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如在专业志中就设置了《经政》、《教育》、《实业》、《交通》等志，正如该志《叙例》所言：“经政、教育、实业、交通，旧志所无。民国宪法，以县为地方自治之初地，……与前代政体不同。昔之政令，萃于县官一人，其事简；今则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职守，其事繁。”因而在《经政志》下，分设《县行政》、《市乡行政》、《县议会参事会》、《市乡议会》、《户籍》、《选举》、《地方款产处》、《司法》、《警察》、《警备》(附《保卫团》)等节目，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所产生的新事物，编修方志，理所当然应当及时得到反映。又如《实业志》，下设《物产》、《实业局》、《县农会》、《农场》、《商业》、《商会》等节目。除《物产》以个，其余也都是民国时期出现的。而《交通志》中，昔日只有“铺递、驿站”，如今则设《驿递》、《邮电》、《省道》、《县道》、《航路》等节目。这就是说，新的时代，必然产生许多新的事物，因而编修方志也就必须增加许多新的内容，民国《泗阳县志》，正是这样做了，所以这部志书就会使人感到民国时期的时代气息。

　　第三，志书的作者编写中很重视国计民生之大事，关心民众之疾苦，因而《田赋志》分上、中、下三篇，而《河渠志》亦分为上、中、下篇，都成为该志的重点篇目。对于民国时期苛捐杂税之重，作者们在书中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叙例》中就这样说：“民国以来，征法易‘两’为‘元’，益以省附税、地方附税，其数将五倍于前，而以银合钱，且至七八倍。地不加辟，民不加众，何以堪此诛求!至于杂税，旧志缺载，以意逆之，必无今日之烦苛。”为此，他们在《田赋总叙》中告戒当权者剥削要有限度，要让老百姓能够生存下去，“田赋为国家之命脉，人民之脂膏。脂膏必留其有余，命脉乃延于无尽。以轻徭薄赋而致物阜民康，国运无不绵长；以苛敛横征而致民穷财尽，国祚无不颠覆。”这是数千年来历史发展的总结，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所以作者所作的结论是：“盖取民之有无限制，统关乎治乱兴亡，千古固如出一辙也。”

　　《河渠志》是这部志书中的重中之重，不仅因为它在这部志书中篇幅最大，而且它的学术价值也是全志之冠，因为它所记载的几大河流湖泊，不单是泗阳境内的重要水系，而在全国影响则更大，特别是黄河、运河、洪泽湖和泗水。黄河、运河和洪泽湖的影响是如今尽人皆知，唯独泗水，因黄河夺道而使其名实皆亡，尽管泗阳是因此而得名，但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历史告诉我们，在宋代泗水还是人们游览之胜地，大思想家朱熹《春日》诗就是很好的写照：“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可见每当春暖花开时节，泗水之滨总是万紫千红。对于以上这些名河、名湖，由于都与泗阳有关，因此志书中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记载，诸如黄河的历次决口、泛滥、改道等都作了记载，特别是夺泗水之道而进入泗阳境内；泗水尽管在泗阳境内早已消失，仍是作为首条加以记载，作者认为“泗水、运河，虽合为一流，然不能谓运为泗。盖泗水为吾邑主川，古国、今县得名之由，其道为黄流淤塞，仅赖运河为之渲泄，不容不追认之”。泗水之与泗阳，既然有如此密切关系，自然应当记载。至于运河，实乃我县旧时重要之南北通道，所以成为志书记载重点之一，“运河系人工开凿，自辟途径，受大水数十，泗居一焉，其名震于世界。在泗阳者曰中河，俗曰新河，交通便利，实则皆运河一水也，别泗纪运，固亦其宜。”除此之外，还记述了六塘河、洪泽湖，特别是洪泽湖，旧时我县常受其害。“所谓淮者，即洪泽湖是，惟泗阳非淮流经路，其泛滥横溢，皆湖为之，故正其名曰洪泽湖。”对于洪泽湖之形成及名称之来由都作了记述，所以作者在记述这些河流湖泊时，都并不限于泗阳境内，它的学术价值远远超出县境之外，在研究中国水利发展史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所以能够如此，也自非出于偶然，张相文先生是著名地理学家，而另一位主要编纂者陶懋立，也“在地学会主笔有年”，同样是地理学专家。在他们共同精心努力下，所成志书的学术价值自然与一般志书不可作同日而语。在《河渠志》中除了上述内容外，对历代的修堤、筑坝等水利工程及全县所有小的水系都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载。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全县水网分布情况，还特地绘制了《洪泽湖全图》、《淮北水道图》、《运北水道图》、《运南水道图》四幅，确实弥补了文字难以表述的许多缺陷。正如著名的学者章学诚在《永清县志水道图序例》中所说：“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则不可以表治也。盖表所以齐名目，而不可齐形象也；图可以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则非图之所得概焉。是以随其形象之沿革，而各为之图，所以使览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五)他还把图称之为“无言之史”，希望在各类方志编修中大量采用。

　　第四，这部志书所设之《乡镇志》和《氏族志》，都具有独创精神，可以讲是前无古人，特别是《乡镇志》之设，“事无先例，然近代重视工商，地方物产，增、耗、集、散，皆于乡镇觇之。古略今详，固其宜也”。(民国《泗阳县志》，《叙例》)这可以视作该志设立的指导思想。的确如此，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情况，首先要看这些乡镇，地方土特产的集中收购，自然要靠这些乡镇，而外地进入之商品，自然又得靠这些乡镇销往农村。因此，要了解一个县的经济发达繁荣与否，视野确实首先要投向这些乡镇，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乡镇可以看作是一个县的经济发展繁荣晴雨表。所以，从《乡镇志》的设立，同样可以看出这部志书的作者是很有见地。特别要指出的是，对于所有乡镇集市的兴起、筑圩，该志都有详细记载。正如该志最后所言：“以上各集圩，仅就创建之名氏、年代、户口、商况，大概言之。若重要出品，特别贸易，则详《实业》门，兹不栏入”。要知道，仅仅这“大概言之”，作者们真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要讲清这么多的集市之始建名氏、年代谈何容易，既要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又要实地进行查证和访问。笔者作了粗略统计，所写之集市竟有120个左右，当然，其中有些是有集而无市的，因此，内容详略也是由所处位置重要与否而异。就以我的家乡仓集镇而言，此志曰：“仓家集，兴于清道光末年，圩则同治三年(1864)集首仓立功所筑，有户二百余，市面兴旺。治西四十里，最盛。”据我所知，光绪二十年所修之《仓氏族谱》中并未记载兴建筑圩之事，可见作者并非只据家谱，还有其它资料来源。因此，我虽出生在仓集，但仓集历史上这样两件大事，还是首次得知于这部《泗阳县志》。又如金锁镇，乃当时全县四大镇之一，志中曰：“又名公安镇，圩为清同治元年(1862)陈临惠所筑，约五百余户，生意畅旺。治西南七十五里，苏、皖交界处也。西界宿迁，西南界泗县，东属泗阳，为东西往来要道，得重兵而守之，足扼其吭。清同治五年，捻匪东窜，不敢越雷池一步，保障之功多焉。”文字不多，但金锁镇地位之重要于此可见。

　　《氏族志》也是此志之独创，可惜的是，此后修志，并不为人们所重视。看来主要是忽略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即我们中华民族向来有同族聚居的风俗习惯，这一社会现象可以说自西汉以来一直延续至今，从《乡镇志》所列集市之名称大都是以姓立名，就足以说明这点。既然有此情况，方志编修就应当加以反映，况且它毕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方面。通过此志的编修，对于研究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教育学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诸如人口的增长，人口的流动、人才的产生等等，特别是人口流动的趋向。当前有位上海的学者利用大量的族谱和其他史料撰成《中国移民史》，而一部县志可以提供许多这样的资料，就可以免去找一字一姓的家谱、族谱之苦。所以，我们认为这部志书所独创之《乡镇志》和《氏族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它们的潜在价值，似乎至今仍未被人们所注意。

　　第五，这部志书的编写，采用了互见法。这种方法，既可以节省篇幅，又可使全书保持完整，并且这种写法，既可用于书写人物，也可用于记事。如在上文所引《乡镇志》最后一段文字，就有明确表示，“若重要出品，特别贸易，则详《实业》门，兹不栏入”。这里实际上就将两志记载内容，作了总的明确分工。这个说明也让读者知道，查找某一内容，可以查阅某志。又如在《古迹志》“打鼓墩条”条：“详《山川》。相传石崇镇下邳时，垦田力农，击鼓会食之所，因名。旁有拖犁沟。详《水利》。”可见这条是涉及到三方面内容，则在三个志中分别叙述，若是这些内容在三个志中同时都记载，显然就会让人感到十分繁琐。可见互见法乃是编写方志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

　　民国《泗阳县志》的特色，就个人初步看法谈了以上五点，但是并不是说它的价值就在这五个方面，因为这里只是谈了它的特色。什么是特色，新编《绍兴市志》主编任桂全同志曾这样说：“特色是比较而言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都属于地方性特色。”此说看来是相当有道理。以此来衡量这部《泗阳县志》，可以说完全符合，人无我有者，《乡镇志》、《氏族志》是也；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者，《河渠志》、《田赋志》是也。特别是《河渠志》，其内容之丰富，史料之翔实，学术品位之高，在民国时期所修县志中，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不愧是出于名家之手。因此，我们说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县志，自然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套话。

　　当然，我们也认为这部志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中间还存在着许多错误和缺陷，正如1985年《再版前言》中所说，过多的罗列了历代“节妇”、“烈妇”名单，说明作者对传统的封建道德影响还未能清除。记载中还夹杂着一些迷信色采，对太平天国起义军、捻军都称“匪”，我们在阅读时应当加以注意。但也应当看到这是时代的局限，而不能过于苛求。至于该志的编纂也还有值得议论之处，如《艺文志》的不设，虽然《叙例》中作了说明，但其理由是很难成立的。《叙例》说：“吾邑文献既备书于传，似不必别立专门，以免重复。若鸿篇巨制，关切地方利病者，并散见于各条之下，因事及文，于作者精神互相贯注，亦足以表彰先正，昭示来兹。”这个说法表明，作者似乎尚不解方志设立艺文志的意图。方志艺文志的设立，在于保存一方之文献，此志不设，这一地方文献就很难查考。就如《泗阳县志》而言，人们若想知道泗阳自古以来有过那些各类著作，若按作者所言，势必每个人物都得翻阅一过，这自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历代学者对艺文志都非常重视，对此笔者也曾多次在文章中作过论述，这里就不再多说。

　　总之，民国《泗阳县志》，是一部编纂得相当成功，很有特色的县志，既有地方特色，又有时代特色，而在编纂上又有自己的特色，虽然也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但总是“瑕不掩玉”，我们也无保留地将缺点错误指出，目的在于像章学诚所说“攻瑕而瑜亦粹”。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