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方史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公元8世纪初至9世纪初)的风土记。但是这种风土记的记事极为简单，和铜六年(713年)元明天皇发布的要求各地编撰、上报风土记的诏谕，其内容只涉及郡乡名称、郡内物产、土地肥瘠、山川原野名号的由来和旧闻传说等几个方面。其后，由于受中国《大明一统志》编撰体例的影响，地方史志的体例内容发生了变化，由简单渐趋复杂，由单一渐趋完备。这一情况经江户时代(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期)至明治时期(1868～1911年)越发明晰。江户时期成书的《会津风土记》已包括封域、风俗、城、郡村、山川、道路、土产、神社、佛寺、坟墓、人物、古迹12项；而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更颁发《皇国地志编辑例则及着手方法》，对村志、郡志的内容作了极为细致的规定，其中村志46则、郡志38则，包括名称、疆域、幅员、管辖沿革、里程、地势、地味、税地、贡租、户数、人数、牛马、舟车、山川、道路、港、岛、社、寺、学校、医院、电线、邮电所、制丝场、木作场、物产、民业等共同项目，此外，村志还有森林、原野、牧场、矿山、温泉、古迹、名胜，郡志还有气候、风俗、乡庄、官用地、人物等项。从中可以看出从风土记到皇国地志，日本地方史志的体例演变的轨迹。

　　明治时期，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地方史志的编纂事业兴衰不定，但因为政府发布了《皇国地志编辑例则及着手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各地地方志书的编纂工作，同时也大致规定了地方志书的内容体例。虽然在《皇国地志编辑例则及着手方法》颁行不久，太政官又追加了“例则项目以外，各地可因地制宜增加条目”的命令，也就是要求各地在编写时重视地方特色，但各地志书基本上存在着划一、雷同的情况。这种编纂体例对后世日本地方史志的编写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被一些地方史志书所沿用。

　　进入20世纪，尤其是日本败战(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日本地方史志的体例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名称的变化。明治时期至昭和(1926～1988年)前期的地方史志大多以志为名称，如《大阪府志》(1903年)、《艺备志》(1910年)、《御调郡志》(1926年)等。而战后日本编撰的地方史志则大多冠以“史”名，如《大阪府志》续修时改称《大阪市史》，其他如《广岛市史》、《御调町史》等。

　　第二，内容与结构的变化。战前的地方史志大多分门别类地记载本地的地理、历史与现状，而战后的地方史志则大多按时序记述本地的历史发展状况。对此，我们可以1925年成书的《御调郡志》和1987年编撰的《御调町史》的篇目为例加以说明。

《御调郡志》篇目构成：

　　第一，地志(位置疆域、区划、面积广袤、地质土性、地势、岛屿、港湾、濑户、地积、官道驿站、庄园所领、乡保、町村)

　　第二，历史(郡名、地域变迁、郡的建置、年表、三原湾开拓、福岛正则的远图、烽火山、三原的防备、长州征伐与三原、松滨筑港、百姓一揆、古坟分布表)

　　第三，社会(户口、人情、宗教、教育、道路、铁道、通信、电灯、牛马、船车、在籍船舶、会社工场、里程表)

　　第四，生产(商业、贸易、工业、叠表、御大典御用与献纳、三原酒、帆木绵、柿涉、盐业、林业、水产、农业、耕地整理、园艺、畜产、久井家畜市场、尾道家畜市场、蚕业、米相场)

　　第五，制度(行政、三原府、司法、警察、选举、租税、团体)

　　第六，人物(城主、郡村有司、三原刀匠、义笃行、故家、名士、褒赏、知名人、学士、军人、战死者氏名、有位及殊勋者、议员、名额纳税者、高龄者)

　　第七，神社(县社、乡社、村社)

　　第八，佛阁(各寺庙名称，从略)

　　第九，古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从略)

　　第十，文艺(从略)

　　第十一，古文书

　　第十二，町村

　　第十三，附录(尾道、年表、参考资料、御调郡会的经过、现职者氏名、关于本志的编纂)

《御调町史》篇目构成(细目从略)：

　　第一章 御调町的地理环境

　　第一节 御调町的位置

　　第二节 御调町的地形与特色

　　第三节 御调町的气候与特色

　　第二章 历史的曙光

　　第一节 御调周围的遗迹

　　第二节 绳文、弥生时代的御调

　　第三节 古坟时代的御调

　　第三章 古代、中世的御调町域

　　第一节 吉备国与国造

　　第二节 备后国的郡乡制与山阳道

　　第三节 庄园制的成立与展开

　　第四节 守护、地头的设置与寺社

　　第五节 国人众的抬头与毛利氏领国化

　　第四章 近世的御调町域

　　第一节 村的成立与展开

　　第二节 地方支配

　　第三节 贡租与村入用

　　第四节 村的产业与经济

　　第五节 村共同体与生活

　　第六节 灾害与骚乱

　　第七节 文化与宗教

　　第五章 近代的御调町域

　　第一节 新政治与财政

　　第二节 经济与社会的进步

　　第三节 教育与文化的发达

　　第六章 现代的御调町

　　第一节 战后的御调町域

　　第二节 御调町的成立与新町建设

　　第三节 行财政的推移

　　第四节 开发计划的展开

　　第五节 人口与家庭

　　第六节 产业构造的变化

　　第七节 地域社会的成长过程

　　第七章 资料

　　第一节 神社、佛阁

　　第二节 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节 名誉町民

　　第四节 人物

　　第五节 御调町内旧七村的领导与议员

　　第六节 御调町历代领导与议员

史料编(凡例、目录、史料解说)

　　就《御调郡志》与《御调町史》的构架来看，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御调郡志》分门别类地记载了郡内地理、历史、社会、生产、制度、人物、神社、佛阁、古迹名胜天然纪念物、文艺、古文书、町村等各方面的情况。在横分门类的基础上竖写演变与发展，如“制度”项“租税”条下，又分成建武时代、毛利时代、福岛时代、浅野时代、现今等小目，记载了各时代租税制度的变化情况。而《御调町史》则在“地理环境”以后，按时代顺序分成“历史的曙光”、“古代中世的御调町域”、“近世的御调町域”、“近代的御调町域”、“现代的御调町”等五章，构成史书的主体。在分阶段的基础上，从诸多方面勾勒时代发展的风貌。这种篇目结构的差异，直接制约了史志书内容的记述。前者偏重于　　揭示现状，细致、具体，后者侧重于记述历史，深入、有序。

　　第三，记述方法的变化。根据明治八年所颁《皇国地志编辑例则及着手方法》编纂的地方志书，据说至少在2400部以上。这些志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采用了记述体，因为《编辑例则》对各项目所应记载的事项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如“村志”的“学校”项，分成官立中学校、人民共立中学校、官立小学校、人民共立小学校等条目，分别记载数量、所在、学生男女人数等；“疆域”项，分别记录东边有同郡某村，以某河或某物为界，西边有某国某村，以什么堤防为界，南以某山某岭为境，与某郡某村相对等内容。如此一来，地方史志编纂者往往只能如做习题一样进行编纂，致使志书流于客观的表面性的记述。而战后的地方史，由于受到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注重地方情况与庶民生活的科学研究，从而使史书记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文体方面也出现了客观记述与理论分析结合的情况。

　　综上所述，日本地方史志的体例主要经历了由“记”到“志”到“史”的变化。日本学术界习惯上把“风土记”与“地志”看作地理书，如日本地理教科书等往往冠以《日本地志》之名，“地志”的日语含义相当于汉语的“地理”(偏重于自然方面)。因而“记”与“志”有着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关系。无论是“记”还是“志”，都有不少关于地方历史的记载，因而在追溯地方史的源流时，历史学家并不否认二者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学术界也是有所认识的，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加以重视。

　　从实践中看。在当今日本国内地方史编纂大为盛行的潮流中，仍时时出现以“志”为名的著述，如1985年完成的奈良县《生驹市志》、1986年成书的京都府《八幡市志》、1990年着手的长野县《盐尻市志》和《饭山市志》，1985年完成的广岛县《熊野町志》及稍后的《广濑村志》等等。由于这些书未能全部过目，其体例构成情况不敢妄断，但从笔者接触到的现代志书来看，其篇目设置方面似是仍然固守着古来“地志”的传统而与地方史书有所区别，如《熊野町志》的篇目设置如下：

第一章 总志(含地理、地名、人口等)

第二章 行政(含町沿革、公共设施等)

第三章 社寺(含神社、寺堂等)

第四章 教育文化

第五章 产业

第六章 民情风俗

第七章 社会

第八章 兵事

第九章 文物保护单位

　　在理论上，学术界也进行了清理。1975年出版的《市町村史等刊行实务》一书中收录了著名地方史专家儿玉幸多、木村础、林英夫3人关于史志关系问题讨论的座谈纪要。儿玉幸多指出：“战前的地方史与战后的地方史，在内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木村础更进一步指出：“过去的市町村史‘志’的色彩较浓，与当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对事物一个一个地加以说明，乍看似无系统性，但具有直接表现事物的性格。因此，读了这样的志书，关于那个地域的具体情况立即会浮现在眼前。”在第一线从事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具有丰富经验的藤本笃则从记述方法的角度揭示了地方史与地方志的区别，认为“志”侧重记“横”的状态，而“史”则主要“纵”记历史流变(《地方史志编纂与编纂体制》，收入《地方史的新视点》一书)。曾指导并参与过地方史志编纂的广岛大学教授小仓丰文认为，冠以“志”名的町村志书“尽管多少都包含历史的记述”，但毕竟是“以记录现状为主”(《地方史研究与市町村史》，载《艺备地方史研究》第3号)。

　　由此可见，史与志的区别主要表现为：(1)篇目设置方面，志偏重于横分门类，史侧重于纵写发展；(2)志偏重于记述现状，史侧重于记述过去；(3)志的内容细致、具体，史的内容深入、有序。

　　志与史既然有如此重大的区别，为什么从20世纪前起日本会出现由地志向地方史转变的倾向，并且地方史在战后成为日本地方史志编纂的主流呢?其要因约略如下：

　　首先，机构变动所致。日本的地志虽被视为地理书，但如前所指出的，实际上记述历史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时代愈后愈是如此。日本著名地理学家石田龙次郎在《皇国地志编纂始末——日本地理学史的一页》一文中，通过对明治时期皇国地志的研究，指出“皇国地志的另外一个特征是重视对历史的叙述”(载《地学杂志》第52卷614号，1941年)。也就是说重视历史的记述本是日本地志的传统。与此同时，编纂地志的机构先由民部省的地理司变为正院中的地志课，而在明治24年以后改由史志编纂挂担当。担任编纂委员的大多是历史学者，历史记述的比重越来越大，从而使得地志趋于有名无实的状态。

　　其次，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随着明治政府开港政策的实施，西方的科学思想不断传人日本，至20世纪前期，日本学术界受到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求构科学的进步的历史学。从地方而不是中央的立场研究地方史以及对民众生活的关心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直接影响到了地方史志的编纂。换言之，较之以前的地志，战后的地方史更注重记录庶民生活，采取了“社会构成史”的形式(在历史的框架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众生活等要素)，这成为战前和战后地方史内容方面的一个重要区别。

　　其三，统计事业的发达造成的冲击。地方志的内容虽然有对历史的追溯，但由于采取横分门类的方法，内容方面势必偏重于对现状的记述。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越来越重视统计事业。早在明治前期即已出现了劝业寮的《府县物产表》、劝农局的《全国农产表》等统计资料，明治15年 (1882年)开始政府每年出版《统计年鉴》。与此同时，各府县的统计书类也于明治13、14年前后按一定的制式刊行，各种官方的民间的统计刊物大量出现。这些统计书刊在传播情报信息方面以新、多、快的特点而受到重视，从而对重点记述现状的地方志造成了事实上的冲击。地方志的实用价值大打折扣，其主要职能由“资政”向“存史”倾斜。在记述方面也由志体向史体转变。尽管至今仍能见到以“志”为名的地方史志著述，毕竟为数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