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是“一方之全史”，可以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它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上世纪80年代后，全国各地纷纷编修新的地方志，写地方的历史。不过，编修地方志是要长期坐冷板凳而且能够耐得寂寞才能做成功的大事。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物质欲望飙升，因此甘心情愿几十年如一日地做这一工作的人很少。即便是身在其岗的人，也有不少是因为上命差遣，心有旁骛。然而在方志战线上，仍然有一部分人坚守岗位，精心修编。即便是退休以后，他们依然念兹在兹，以研究方志为己任。在这部分方志工作者中，有位李明先生，从1980年主编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如东县志》起，到1986年11月上调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主抓市县志指导工作，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退休至今，尽心尽力为编修地方志贡献了大半生。最近，他把有关编修地方志的论文选集一册，取名《拾起心中的花朵》，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已于2013年9月出版。
　　李明先生把地方志视为他“心中的花朵”，是以他对地方志的远见卓识作为基础的。他认为，“中国地方志是几十年华夏文明孕育的一种特殊地方文化。而它在产生、发展、变化的进程中，每个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代表作，这就是名志、良志。”“志书，是地情的文化载体，是一地地情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地情特色的鲜明程度和它的价值的大小，决定了志书所记述的客体的价值大小，也决定了志书记述的形式乃至篇幅的大小。”“史之长，纵向发展的脉络清晰，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志之长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横剖面清晰细微。”志书“以史为纲，这是史志共向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中的引文，凡末注明出处者，均见《拾起心中的花朵》）。本着对地方志的如此认知，李明先生不只主编、撰写、或参预编辑了《如东县志》、《县志编修探微》、《新地方史志学简编》等十多部与地方志有关的著作，还发表了有关地方志的论文近百篇。
　　地方志是我国学术百花园中的一丛花，也是李明先生“心中的花朵”。因此，他出自五衷地做起了培土、浇花、整枝、芟草的好事。他在总结地方志编修经验的多篇论文中坚持了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