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方志人普遍重视探讨方志理论，方志的序跋、凡例几乎都有关于方志理论的阐述，方志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超越前代。虽未出现系统的方志理论著作，但已有专论（类似现在的论文）阐述有关方志理论问题，如〔泰昌〕《溧水县志》中的《原志》、〔嘉靖〕《武定州志》中的《属县志略》、〔天启〕《衢州府志》中的《修志管见》等。明代方志理论研究主要涉及方志的起源与性质、方志的目的与功用、修志的方法与规范等方面，展现了方志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

一、方志的起源与性质

对于方志起源，明代方志人各有看法。有人认为方志源于古地理书。如沈钟在〔成化〕《山西通志·序》中说：“地理有志何昉乎？昉于夏后氏《禹贡》、《周官》之《职方》也。”邢珣在〔嘉靖〕《高淳县志·序》中说：“《九丘》《禹贡》，志之祖也。”有人认为方志源于古国史。如吕怀在〔嘉靖〕《永丰县志·序》中说：“古者，列国皆有志。《春秋传》言《周志》，《国语》言郑《书》、晋《乘》、楚《梼杌》、鲁《春秋》，皆志之属，而掌之史官，是史而已矣。是故，《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稽始考终，类可传信。”戴金在〔嘉靖〕《汉阳府志·重修郡志序》中说：“史自略而详，下逮列国，为《乘》，为《梼杌》《春秋》。降至汉后为舆图志、风土记。”有人认为方志源于《史记》《汉书》。如赵文在〔嘉靖〕《建阳县志·序》中说：“郡邑之有志，邦国之有史，史志之名虽殊，所以记其事者，则一而矣。肇自汉之班、马，其来也远。”也有的认为方志源于古地理书和古国史。如范嵩在〔弘治〕《建宁府志·序》中说：“志，史之流也。禹经九州，周叙职方，春秋列国之史官，汉唐宋舆地之图牒，皆志类也。”杨升云在〔正德〕《瑞阳志·序》中说：“为图于首，则职方氏之遗意也。列志于后，则班孟坚之家法也。” 

明代许多方志序跋也谈到方志性质，主流观点是方志属史。如周琦在〔弘治〕《句容县志·序》中说：“国之志犹国之史，郡邑之志亦郡邑之史。”严嵩在〔正德〕《严州府志·序》中说：“郡有志，犹国有史也。古者列国皆有史，晋《乘》、楚《梼杌》、鲁《春秋》是也。后世作于朝廷者曰史，于四方者曰志。”杨一清在〔嘉靖〕《九江府志·序》中说：“国有史，郡有志。”“志，史之翼也。”陈垹在〔嘉靖〕《常德府志·序》中说：“志，史之流也。故今为志者率仿史。”胡汝砺在〔嘉靖〕《宁夏新志·序》中说：“志书，一方之史也。”夏浚在〔嘉靖〕《邵武府志·序》中说：“郡国志，则国史也”。王纳在〔嘉靖〕《淄川县志·序》中说：“国有史，邑有志，史略而志详，志固史也。”郭朴在〔万历〕《彰德府续志·序》中说：“夫志，史之流也。”“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家之有谱。”乔应甲在〔万历〕《猗氏县志·序》中说：“邑之有志，即国之有史，家之有谱。”这些论述为清代章学诚“志属史体”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也有的方志人认为方志兼有郡书和地理书的性质。如卢廷选在〔万历〕《南昌府志·序》中说：“刘子元述史有十品，而郡书、地理书具其二。后世郡国之志，兼而有之。其叙土宇、山川，若物产、风化，往往模拟《湘中》，斟酌《三秦》，是地理书体也。至于英灵所钟，人伦所尚，《会稽》《益部》而后，宏奖不乏，又郡书体也。郡书详于人，地理书详于事。合事与人，以纪载一方，证向今曩，谓之志。”牛若麟在〔崇祯〕《吴县志·序》中持相同观点，文字也几乎一样。

关于“史”“志”的区别，明代方志人多认为史简志详，史取材于志。如徐一夔在〔洪武〕《杭州府志·序》中说：“论者以志辅史，盖谓史官纪述，有采于志，不可忽也。而志与史，其体稍异。盖史以纪事，或有缺文，则当缺之不宜妄补，惧失实也。志之所载，类皆山川、城郭、官署之类，故志相传，不能无讹，逾远逾晦矣。”范嵩在〔弘治〕《建宁府志·序》中说：“志与史体虽稍殊，而作史者每于志采录焉。”朱衣在〔嘉靖〕《汉阳府志·序》中说：“志者，史之积也；史者，志之成也。然有志之体，有史之体。志以备史述者之事，有予夺之义，而无其权，不得不详。史以裁志垂宪，作者之事，以天子之权而寄予夺之笔，不得不核。”高廷愉在〔嘉靖〕《普安州志·叙目》中说：“故天下括其概，而郡志不容于不详；万世凭其鉴，则一时之录不容于不实。非详莫稽，非实莫信。”王世贞在〔万历〕《通州志·序》中说：“古史之失在略，而方志之得在详。”王世贞也在〔万历〕《金华府志·序》中展现了史与志的不同倾向性：“志志者详于地而略于人，志史者详于人而略于地。”

二、方志的目的与功用

南宋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提出了方志有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明代方志序跋、凡例论及方志功用也多从这三方面出发。如胡植在〔嘉靖〕《惟扬志·叙》中指出方志有存史功能：“以时考事而次阙失，以备一方之史。”“今自皇朝以达郡，莫不假志以寓史，志存而史之末绪犹有稽焉。”张寅在〔嘉靖〕《太仓州志·后序》中也说：“国史举其要，郡次之，州县赅其博。”“天下之史必合郡邑之志而通采以成之。”

许多志书也谈到了修志的目的是强化国家“大一统”观念，维护封建统治。如周瑛在〔弘治〕《大明兴化府志·序》中指出，修志的目的是“张治道”。黄仲昭在〔弘治〕《大明兴化府志·凡例》中说，方志是“郡邑资治之鉴”，明确提出方志有资治作用。方鹏在〔嘉靖〕《昆山县志·序》中指出，修志目的是“将使吏兹土者得有所考，以行其政”，为施政者提供民生、风俗、贡赋、祀典方面的参考。尤应鲁修、乔允修纂〔万历〕《泗水县志》设置牧政志，收入《巡方条约辨吏类》《巡方条约约束类》等官箴条例等，“以旧政告新令尹”。康海在〔正德〕《武功县志·序》中说：“志者，记也。记其风土文献之事，与官乎斯土者，可以备极其改革，省见其疾苦，累行其已行，察识其政治。使天下为士大夫者，读之足以兴；为郡邑者，读之足以劝。”

也有方志人论及志书对社会各阶层皆有裨益，即其教化作用。崔桐在〔嘉靖〕《惟扬志·叙》中说：“是志也，大而太史得之可以备懿典；小而学士得之可以资博考；明有司得之可以兴感慨修职守；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妇者得之，可以思尽忠、思尽孝、思尽节。懦者可立，顽者可廉。今乃知斯举之大有裨于政教也。”杨宗气在〔嘉靖〕《山西通志·序》中指出，方志能使人“企先贤而思齐，睹名宦而思敬，审物力而思阜殷，察利病而思兴革，慨风俗而思移易，阅军实而思训练”，“以图为长治之道”。李懋桧在〔万历〕《六安州志·序》中说：“志有五善焉：为政者知其务，观风者采其俗，作史者核其实，立言者掇其文，尚友者论其世。”李锦在〔正德〕《新乡县志·序》中指出方志具有鉴戒劝惩作用。吴杰修、张廷纲等纂〔弘治〕《永平府志·新修志书凡例》说：“郡志之作，以端教化、厉风俗为本。”王僖等纂〔弘治〕《句容县志·后序》说：“志之为书，有关治体，有补风化，其为益也大矣。”陈能在嘉靖《延平府志·后叙》中说：“故曰郡有志，大都为治教设也。”

志书知古鉴今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强调，可谓是“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杨一清在〔嘉靖〕《九江府志·序》中认为：“志亦述事，事以藏往，藏往以知来。”周季凤在〔正德〕《云南志·序》中认为，修志的目的是“观乎山川，思朝廷疆理之艰；观乎物产，思细民劳作之苦；观人物，思前言往行之可法；观风俗，思故习转移之孰在；观仕宦，思旧政臧否之可鉴；观文章，思其人贤否何如，其世污隆何如”。郭朴在〔万历〕《彰德府续志·序》中说，编修方志是为了“彰往而训来”。乔应甲在〔万历〕《猗氏县志·序》中说，编志是为了“洞隆替之原，而施补救之术”。黄冕在〔嘉靖〕《广西通志·序》中指出修志目的是“酌古准今，施于政教，兴化善俗，御患安民，纾九重南顾之忧，慰一方士民之望”。

三、修志的方法与规范

明代方志人通过总结修志经验，研究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编纂方法。例如，不同行政等级的志书如何编写才能重点更突出、内容不冗杂。高桂修、邹旸纂〔正德〕《萍乡县志·凡例》指出：各级志书行政等级越往下的，记载越详，“在朝廷，有一统志纪天下之事，掇繁就简，敛华就实，详则弗腾书矣。在藩司有省志，纪一省所属之事，视一统志加详焉。在府有郡志，纪一郡所属之事，视省志加详焉。至于县，他无所属，不过纪一邑之事，宜其益加详也”。姚鸣鸾修、余坤等纂〔嘉靖〕《淳安县志·凡例》提出“通典不录”：“文庙释奠之仪，山川社稷享祀之礼，朝廷有通行定制，兹不录。”刘佃修、刘继先纂〔嘉靖〕《武定州志》在《属县志略》论中阐述了州志记载属县的方法：“志，志州也，何附四县？夫县属州也，不以附之非全志，非全志则非所以全州也。志附县以全州，拟州志可也，而何以略？夫县各自有志也，拟州之详焉，则被将赘乎。”“是故不可不书，书不可不略。”这和现在市管县的市志的编写方法相似。

关于志书人物传的撰写，有些修志者主张人物传善恶并书。林庭修、周广同纂〔嘉靖〕《江西通志·凡例》说：“《史记》有奸臣、酷吏之传。今志仿古史也，凡奸宄不臣及贪酷显著者，皆具迹直书，以垂永戒。”在志中首创“奸宄”一门，记载了明宁献王五世孙朱宸濠谋反及李世英、董国宣等人的劣迹恶行。罗士学修、符令仪纂〔万历〕《沛志》设佞幸传，专记谄谀致官之流。马应龙纂修《杞乘》设置梼杌传，专记“乱臣贼子”。郭棐等纂〔万历〕《广东通志》设罪放、贪酷二门，记载不轨之徒。明代已明确提出生不立传主张，如严嵩在〔正德〕《袁州府志·序》中说：生存者不立传，“虽有美绩，法不得书，俟后续书”。〔嘉靖〕《通州志·凡例》规定：“人物必既殁，乃为立传。否则虽有盛美，法不得书，俟后续书。”〔嘉靖〕《淳安县志·修志凡例》规定：“名宦人物，书其已殁者。其现存虽有异绩，法不得书，惟记名氏以俟。”

修志中资料来源的准确性、广泛性也被多次强调。任若修、谭铠等纂〔嘉靖〕《桐乡县志》，所用每条资料都注明出处。李希程撰《兰阳县志·凡例》也规定标明资料出处：“事有稽者，则曰出某书，出某人。其自续作者，别曰新增。” 冯梦龙在〔崇祯〕《寿宁待志·旧志考误》中提出“略旧所存，详究所阙”原则，纠正了旧志的错误记载，补充了缺记的内容。张梯修、葛臣纂的《固始县志》在志前专设“图像志”，含县境图、城郭图、县治图、庙学图、水利图、八景图、名宦像和乡贤像等，开设置图像志的先例。明代一些修志者已通过实地调查，收集民间资料。如章懋、郑锜编纂〔正德〕《兰溪县志》时，由县学生员“分诣各乡访遗老，询故事。凡寺观祠庙之壁题石刻、故家名族之志传谱集，悉皆采摭以来”。吴潜修纂〔正德〕《夔州府志》收集资料也注重调查，志中《兴修府志公移》写道：“选委年长学优、平昔公勤生员或监生，每县四人分理其事。”“采访考核务在精详，或询于父老，或质诸乡宦、士夫，或野史可凭，或里巷歌谣可采，且求之博，莫厌其繁，但毋虚、毋浮、毋至失实，有昧公道。”可见明代方志人对于志书资料收集的重视。

特别应指出的是，一些志书中有议论写法。莫敬中修、张岳纂〔嘉靖〕《惠安县志》各目前有序，后有“论曰”，指陈时弊，提出策论。如《土田》目末之“论曰”写道：“善为国者常宽莱田之征，劝农功，兴水利。于斯时也岂复有田荒弗治、悬赋额以为民病者。”曾储修、童承叙纂〔嘉靖〕《沔阳志》每门后设“史氏曰”“赞曰”等，对史实进行考证或评论。吕景蒙修、胡衮纂〔嘉靖〕《颍州志》通过篇前小引、篇后“愚按”“衮论曰”等各种形式的按、论，阐发编写者的观点。张允清等修、邓韨纂〔嘉靖〕《濮州志》在一些记事后进行议论，有的长篇大论达1200字。孙巨鲸修、王崇庆纂〔嘉靖〕《开封志》以“王崇庆曰”进行评论，多达100多处。吴宗元修、崔桐纂〔嘉靖〕《海门县志》每篇前有“概述”，后有进行议论的“桐曰”。黄一龙修、林大春纂〔隆庆〕《潮阳县志》文中设“论曰”“颂曰”等，进行考证或议论。张峰纂修、陈复亨补辑〔隆庆〕《海州志》卷目后多有“张氏论曰”，针对社会问题，论述治理方法。张宁修、陆君弼纂〔万历〕《江都县志》类目前后设“按”“论曰”，发表编写者意见。郭子章撰〔万历〕《黔记》各篇中设“玭衣生曰”，发表议论。王之臣修、陈烨纂〔万历〕《诸城县志》每篇都有议论。刘敏宽纂、董国光校订〔万历〕《固原州志》各志后都有一段评论语。刘熙祚修、李永茂等纂〔崇祯〕《兴宁县志》每卷前后有议论，且署有论者姓名，如“刘熙祚曰”“李大则曰”等。也有的志书专论人物。胡用宾修、侯一元纂〔隆庆〕《乐清县志》人物传后设“论曰”，评论人物。刘维栋纂修〔万历〕《大田县志》每篇人物传后的评论语达篇幅的三分之二。由上可见，明代志书中的议论是较多的。

明代方志序跋、凡例中也提出了一些“良志”的编写标准和要求。如马性鲁在〔正德〕《顺昌县志·序》中提出修志要做到备、精、信：“疏而弗备，弗备奚以稽？冗而弗精，弗精奚以观？诞则弗信，弗信奚以传？”刘鲁生在〔嘉靖〕《曲沃县志·序》中指出，一部好志书的标准是“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必广询博采，而后无遗迹；循名责实，而后无讹传；义正词确，而后无赘语；类序伦分，而后无乱章”。陈垹在〔嘉靖〕《常德府志·序》中指出修志要做到详、实、有用：“盖事贵详，详则后有考焉；贵实，实则事可信焉；其文贵有用，有用则非徒作焉。三者备，可以言志矣。”龙大有在〔嘉靖〕《茶陵州志·序》中提出方志的博、纯、公、精四条标准：“是故博则弗陋，纯则弗僻，公则弗私，精则弗略。旁洽所以征博也，明一所以征纯也，检律所以征公也，确允所以征精也。备斯四者，史之道庶几矣。”叶良佩在〔嘉靖〕《太平县志·叙》中提出三条标准：“事核则信，文美则传，义精则法戒立。”高汝行在纂修〔嘉靖〕《太原县志·凡例》中要求方志“据事直书，其意自见，不著论断”。刘佃在〔嘉靖〕《武定州志·序》中指出修志的三条标准：“为可征也，为可信也，为可传也。”如果没有达到这三项要求，志书不应该被付梓。郭朴在〔万历〕《彰德府志·序》中要求志书“记载欲实，实则信；去取欲直，直则公；闻见欲博，博则赅；文词欲工，工则传”。唐允中在〔万历〕《高密县志·序》中要求：“叙事宁详而核，摛词宁简而当，补遗期于有据，正讹期于覈实。”

一些方志人也从反面指出修志应当避免的弊病。邢址在〔嘉靖〕《邵武府志·后序》中指出志书不可失实、失体、失辞。骆文盛在〔嘉靖〕《武康县志·序》中指出修志要防五患：“义例患弗明，稽核患弗审，去取患弗当，论辨患弗确，文采患弗章。”须做到“详而整，辨而核，非略非诬，秩乎有章”。阎邦宁在〔万历〕《原武县志·序》中说：“凡记载之诡于圣经明宪者，勿书，贵正也；事若物风闻而非共见者，勿书，贵实也；扬搉去取非清议之至公者，勿书，贵当也。”王崇庆在〔嘉靖〕《新刻内黄县志·序》中阐述了编修志书要做到“崇三善，去四病”：“何以辨物，曰明；何以取舍，曰公；何以独断，曰勇。故物辨而后是非昭焉；取舍定而后君子小人别焉；勇断而后谗者莫之间、力者莫之夺焉。是良史所以跨百代，而先王之所以必与也。若夫华以眩实，伪以乱真，疑以侵信，辨以轧讷，斯则古今所谓大患，不必病史之细而已矣。”这些要求展现出修志者的严谨之风。

编写方志时众多类目如何排列，张沛在〔嘉靖〕《寿州志·序后》中提出原则：“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是故乾坤定位，疆域辨焉，故首之以舆地。地必有险止，故次之以山川。因山川之势而创造之，故次之以建置。有建置而民无所养则穷，故次之以食货。食货之利，有司者治之耳，故次之以官守。有官守者必有法，而教典行焉，故次之以礼制。礼制兴而后才可论也，故次之以人物。有人物以有事，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繁矣，故次之以杂志终焉。”这些标准和要求，是明代编志实践经验的总结，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以前曾有人认为明代方志理论研究停滞不前，是不符合实际的。从上面的分析看出，明代方志理论研究在各方面都有发展，进步是明显的。这为清代方志理论的更大发展，并由章学诚集方志理论研究之大成，创立封建时代的方志学，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王复兴，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山东省地方史志研究院）编审，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

栏目编辑：计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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