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明清时期政府重视修志，文人广泛参与修志，因此出现大量书写地方志的诗歌。从这类诗歌的作者及书写特点或书写角度来看，其一是所积诗篇几与全唐诗相埒的乾隆皇帝，此类诗作甚多，其书写特点是以“志”入诗，以“志”注诗；“志”类多样，题材丰富；借助方志，考证名物。其二是修志者，他们结合自身经历，对修志操守、修志担当、方志门类及其他修志相关事宜进行多元书写。其三是其他文人，他们以读者或旁观者视角，或阅读方志而后咏史，或依据方志书写民间疾苦，或礼赞方志及修志者，或书写方志的交易流通、内容传播及相关故实。观照这类诗歌可见其三方面价值，有利于方志史及方志文化研究、有利于诗歌史及诗人生平研究、有利于当代修志事业。

关键词：明清诗歌  地方志  价值书写  方志文化  修志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地方志的国度。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保存至今的历代旧志有8264种。近年又时有发现，实际数字已达万种，10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1/10。在旧志中，明清时期地方志占大多数。在明清地方志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较多对地方志进行书写的诗歌。这些诗歌的作者身份、创作背景、写作视角、思想内涵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它们题材广泛，价值多元，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方志文化。因此，对这些诗歌进行研究，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据笔者所见，张景孔较早关注“修志诗”。其《修志诗联赏析》，涉及诗歌十余首，对联多副，“这些诗联，或描述他们的工作情景，或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或展示他们的精神境界，或述说他们的苦衷与喜悦，或释解志书编写的有关问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但上述10余首诗中，无明代诗，清代诗仅6首（对修志具体事宜关注有限），其余诗歌多创作于民国时期。此外，柳成栋《通志局中诗情多》，对方志工作者之间的诗歌酬唱给予书写，但所涉诗歌均创作于民国时期，作者多为当时黑龙江通志局学人，涉及具体的地方志及修志事宜亦较为有限。因此，就前述明清时期出现的大量书写地方志的诗歌而言，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一  明清诗歌出现大量地方志书写的缘由

明清是修志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出现大量书写地方志的诗歌，有其历史与现实原因。

（一）诗歌书写地方志渊源有自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早期的地志、地记、图经等皆属方志范畴，或被认为是地方志的早期称谓。虽然学界对方志的源头莫衷一是，诸如源于《山海经》说、《周官》说、《禹贡》说，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方志类图书的出现，对学术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文人学者对方志多有关注，常创作与之相关的诗歌。例如在晋代，与《山海经》《周官》相关的内容，就常被文人歌咏。如郭璞有诗集《〈山海经〉图赞》，陶渊明有《读〈山海经〉十三首》，傅咸有《周官诗》，等等。

至唐宋时期，图经这种地方志，常常是官员出行和交往的重要物品，屡屡见诸文人诗。韩愈《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张籍《送郑尚书赴广州》（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朱熹《入南康界阅图经，感陶公、李渤、刘凝之事戏作》都是诗歌书写这类方志的代表作。

到了元代，诗人仍然书写地方志。如尹廷高《章春谷编〈永和志〉成》：“地图东尽海云边，撰集如今信可传。九斗光华归杰作，千年文献续遗编。登临往迹跨灵运，抵牾人空议马迁。自叹三家村里客，得来纸上考山川。”据此可知，《永和志》图文并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图”为主的志书，向以“志”为主的综合性方志的过渡。

综上可见，诗歌书写地方志的传统由来已久，这种传统随着方志的繁盛和发展，自然而然地延续到明清时期。

（二）明清重视修志及文人广泛参与修志

明清政府对地方志的纂修，较以往更加重视。朝廷多次颁发修志相关诏谕，使地方志编修渐趋制度化、规范化。如“洪武三年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永乐十年（1412）、十六年，分别颁布《修志凡例》《纂修志书凡例》，对志书的门类和要求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至正德年间则出现“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的盛况。及至清代，朝廷亦屡下修志诏令，以至全国所修志书大约6000种，数量远胜于之前各个朝代。

基于明清朝廷对修志的重视，各级修志馆、修志局等机构逐渐增多。参与修志的文人同时增多，其中不乏著名诗人。而在当时，“能持不律属字句者，殆无不为诗”。这都为方志的传播、修志文人的交流，以及书写地方志的诗歌大量出现，提供了便利条件。

以清代为例，很多修志者除修志主业外，同人之间还经常写诗唱和。从某种意义上讲，修志馆、修志局亦是文人聚拢的诗馆、诗局。如雍正时期，著名诗人厉鹗与沈德潜等人同在浙江修志，志馆同人时相酬唱，“厉太鸿与沈归愚，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同人会合，时相倡酬。尤契合者方文辀、张存中、陈葆林、诸襄七、厉太鸿、周兰坡、王介眉诸公，不必出门求友矣”等记载，频频见于文献。同为雍正时期，广东诗人劳孝舆在《瘿晕山房诗钞·序》中亦言及修志时兼事诗歌创作，“今年夏有省志之役，与履先襄事于粤秀山堂，讨论轶事，发为诗歌”。

至乾隆时期，湖南安仁县文人欧阳厚墀的《邑侯谭双渠明府开局修志，与馆中诸同事征邑中故实，分赋得坪字，成长律二十韵》，诗题即记录了知县谭双渠重视修志，向修志馆文人征集诗歌，歌咏邑中故实之事。该诗共40句，对安仁的历史沿革、制度、景物、人物、风俗等均有记录，俨然一部极其袖珍版的地方志。以这种方式征集来的诗歌，可谓方志化的诗歌，诗化的微型方志。

而道光时期，遵义知府平樾峰开设修志局纂修《遵义府志》，主要编纂者即著名诗人郑珍、莫友芝。郑珍为此创作有《樾峰次前韵见赠，兼商辑郡志奉答》、《樾峰次前韵，以郡志稿重属，仍和道怀》、《次韵寄张子佩威宁》等多首关涉地方志的诗歌。同为道光时期，龙游知县周敦培议修《龙游县志》，开启资料搜集工作，当时文人朱斐然、朱焕然、余森、余煦、余以铭等，纷纷作诗称赞此次修志事宜。事见民国余绍宋主纂的《龙游县志》卷尾《前志源流及本届修志始末》，相关诗歌也载于其中。

以上种种，可见明清诗歌书写地方志的历史渊源，以及明清政府重视修志、文人广泛参与修志的盛况，同时可见修志事宜影响之广泛。这都为明清时期出现大量书写地方志的诗歌，提供了充分条件。

二  明清诗歌对地方志的多元书写

明清时期，以诗歌对地方志进行书写的作者很多，诗歌数量庞大，书写角度多元。作者主要有3类，一是“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的乾隆皇帝，他重视方志，创作了大量与方志相关的诗歌；二是修志者，他们结合修志经历，对方志及相关工作进行过多元书写；三是其他文人，他们以读者或旁观者视角，对方志进行过多角度书写。

（一）乾隆诗歌书写地方志的特点

乾隆有4万余首诗存世。他曾言“平生结习最于诗”，“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祀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罔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今检乾隆《御制诗》，可知其涉及方志的诗歌至少有百余首，这些诗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1. 以“志”入诗，以“志”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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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诗常自附诗注，读其诗注可以较为清晰地理解诗歌内容。其书写地方志的诗歌亦如此。如《张照之孙鉴来谢恩，呈进其祖墨迹，赐之帛，并题是什》一诗，即围绕《一统志》收录松江府人物的问题展开。其中有诗句及诗注：“华亭入志沛新纶，来谢兼呈手迹真。日下却思谈往事，云间那可阙斯人（馆臣进呈《一统志》，松江府人物内阙张照名，谕令补入志书）。”由此可知，清代戏曲家张照是松江府华亭人，当时《一统志》收录松江府人物时，未收录张照，乾隆亲自下谕，令馆臣将张照补入志书。可见其对《一统志》收录人物的重视。

乾隆《题乾道〈临安志〉》也采用了诗歌加注的形式。有诗句及诗注如下：“南渡忘雠久论之，最初舆志始观兹。武林掌故因堪考，宋纸存刊乃更奇。……临安四度亲访古，当面失哉此细披（临安即今杭州府，自辛未至乙酉凡四次南巡，皆驻杭州数日，均未得觏此书，虽寻访古迹，无可考证。今始见此宋椠初本，追忆旧游，不啻觌面失之矣）。”据此可知，乾隆对宋本乾道《临安志》十分珍视，为其题诗，对其细批，拟以之考证古迹。乾隆以“志”入诗，以“志”注诗的作品还有很多，这能为读者深入了解其方志思想和诗歌创作，打开一扇新的视窗。

2. “志”类多样，题材丰富。

乾隆诗歌涉及的地方志类型多样，全国性质的《一统志》，地方性质的《临安志》《东昌府志》《平原县志》，专志类的《盘山新志》《西湖志纂》等，在其诗歌中均有出现。其此类诗歌题材较为丰富，可以分为题志诗、修志诗、方志考证诗等类型。现按其题材类型展开论述。

题志诗，即直接题咏方志或兼题修志者。上述《题乾道〈临安志〉》，以及《沈德潜纂〈西湖志〉成呈览因题以句》（3首）为代表作。乾隆在3首诗中，对《西湖志纂》、纂修者沈德潜，以及秀丽的西湖，给予高度评价。其中“驿递缃编翰墨新，披寻即景忆春巡”，称赞该志唤起自己春季巡游的记忆；“谁宜作志传明圣，老沈今时白与苏”，认为沈德潜为西湖作志，可与白居易、苏轼对西湖的传扬媲美。这些诗歌既丰富了地方志文化，也为沈德潜生平研究、西湖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史料。

修志诗，往往记录修志故实。前述乾隆为张照之孙张鉴所题之诗，以及《命蒋溥、汪由敦、董邦达修〈盘山新志〉，即令入山游访，既毕事，诗以示之》参为代表作。这首有关《盘山新志》之诗，可与作者《山行即景（其二）》、《云净寺》、《驻跸盘山静寄山庄即事二首（其二）》等诗对读，这些诗均与《盘山新志》相关，涉及该志的绘图、传播、阅读等故实，对研究盘山文献及方志文化大有裨益。

方志考证诗，即借助方志，考证名物。因其既是乾隆书写地方志诗歌中的一种类型，也是其此类诗歌的重要特点，故而下面专列一小节阐述。

3. 借助方志，考证名物。

乾隆曾言：“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纪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从他书写地方志的诗中，可见其出游时经常阅读方志，并时常借助方志，或对比不同方志，考证当地名物。有时他还在考证过程中，实地踏访考证对象，通过一番甚至多次考证，达到其上述所言“订讹析义”之目的。

如乾隆南巡至山东，经过平原县曲陆店，曾借方志考证曲陆店命名的由来。其《曲陆店行馆作》诗云：“野店名曲陆，命名义莫稽。无从考旧乘，却以念群黎。……”《再题曲陆店》诗及自注云：“不解感思道，不求殊渊明。命取县志览，八景堪笑生（曲陆店在平原县境，按《志》载，旧传八景有曲陆耕云名目，一曰鸠野春耕，注云以地远城市而近河，民之力作者众，故云。盖郡邑志乘多附会以标名胜，类皆可笑。所有八景诸咏，亦无可观者）。渔洋号博雅，亦未详其名。……中间得平陆，合以曲陆称。……”可见乾隆对曲陆店名称考证念念不忘，同时对方志内容和修志者穿凿附会的态度有所批判。

乾隆对山西五台县涌泉寺涌泉位置的考证，对山东聊城望岳楼、光岳楼位置的考证，更可见其诗歌“借助方志，考证名物”的特点。他曾作诗多首考证涌泉，其《涌泉寺》（其二）及自注云：“志称中北两台间，台麓东今泉见潺。相去地讹四十里（《志》称涌泉在中北两台间，今乃在台麓寺之东，相去已四十余里矣），从来纪载信诚艰。”《涌泉亭》（其三）云：“中台台麓由旬隔，志乘一泉两处讹。却笑从来史笔者，似兹鱼鲁实诚多。”这种考证及批判态度，与其考证曲陆店的态度别无二致。

乾隆借《一统志》《东昌府志》考证望岳楼、光岳楼位置的诗歌有多首，《登光岳楼即事》、《登光岳楼即事再叠旧作韵二首》、《登光岳楼即事三叠旧作韵二首（其二）》、《登光岳楼即事四叠旧作韵》皆是。在考证入诗的过程中，他注重实地踏访，追本溯源，并得出自己的见解，如《登光岳楼即事》诗注记载：“《一统志》载望岳楼在聊城县东北，高矗云表，今名光岳。及阅《东昌府志》则光岳楼在府城中，而城东北隅又别有所为望岳楼者。兹以巡跸经行，始知其舛。百闻不如一见，纪载之不足信大率类此。”通过以上论述，乾隆与方志相关的诗歌借助方志考证名物的特点纤毫毕现。

（二）修志者诗歌书写地方志的角度

就明清修志者而言，他们因个人经历和境遇不同，对修志的体验也不尽相同。因此，他们以诗歌书写地方志的角度也颇有异同。较有代表性的书写角度如下。

1. 多维书写修志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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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修志操守，体现在修志者坚守人物入志的标准上。章学诚曾言“邑志尤重人物”，修志领域亦有“古来方志半人物”之说。可见遴选入志人物，是修志过程的重要一环。关于人物入志标准，不同朝代、不同志书要求不同，但各有一定之规。如“非有勋业不传，非有名节不传，非有文艺不传”，“郡志记一乡之贤，苟有一德一艺者，皆可书”，等等。然而在具体工作中，修志者常要面对一些企图通过非正常途径，打破人物入志规定之人。如宋代赵汝谈《吴郡志·序》记载：“初石湖范公为《吴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时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因哗曰：‘是书非石湖笔也。’守惮，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书藏学宫。”正因为类似上述的不良风气时有出现，明代王崇《池州府志·序》曾言：“嗟乎，志岂易言哉？务繁者或失则赜，务简者或失则略，徇情者或失则曲，任己者或失则陋。一有于是，志之弊也。”王章学诚论修志亦强调：“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故而，修志者坚守人物入志标准，是修志操守的重要体现，也是修志者撰写与方志相关的诗歌，着重书写的内容之一。

清代方志学者管庭芬在诗中对乡人大谈祖德，欲为祖辈入志的现象给予批判，其《志局有感》曾言，“直笔终难传信史，微词不免笑鲰生。……何必纷纷谈祖德，是非毕竟重乡评”。管庭芬认为，无论秉笔直书还是微言大义，要排除修志过程中“何必纷纷谈祖德”之干扰，必要笃定“是非毕竟重乡评”这一原则。而这正体现了修志者的操守，以及周咨博采、兼听则明的修志理念，也与章学诚论邑志人物取舍“贵辨真伪”，“要有真迹，便易采访”等思想吻合。

其二，修志操守，体现在修志者坚持原则，对擅改志书的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和抗争上。擅改志书的现象，在明清并不鲜见。如明代“皇室成员不仅赞助方志编修，试图插入某些内容，他们也会想办法将对自己不利的记载从方志中剔除”；明代《常熟县志》的编纂者邓韨，“在副都御史的压力下被迫修改志稿，不得不寻求巡抚和巡按的支持”。因此，坚持原则，对擅改志书的不良现象予以抵制难能可贵。

明末诗人郭之奇，曾主纂崇祯《揭阳县志》。郭之奇《有挟改数字不得者，再吟二律》颇见修志操守。其中有诗句“吴兢数字终难改，孙盛《春秋》独自携。一任时心工射蜮，不妨神鬼共然犀”，“肘掣能书安可怒，沙含频射亦惟艰。……纵使涂黄由尔辈，终余副稿在名山”。据此可知，郭之奇对欲挟改志书未能得逞者，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批评。面对被批评者的肘掣与诽谤，郭之奇以史学家吴兢、孙盛为榜样，书写了“纵使涂黄由尔辈，终余副稿在名山”的抗争宣言，其精神操守也由此得以展现。

其三，修志操守，体现在修志者时时自我检视，以及执笔时矜慎褒贬的态度上。钱大昕曾言：“盖郡县之志，与国史不同，国史美恶兼书，志则有褒无贬，所以存忠厚也。”钱氏所言主要针对志书人物传。但就明清志书其他内容而言，很多地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修志者的褒贬思想。如崇祯《泰州志》，就将“志纪民间疾苦、政事利弊”写入凡例，列为方志主要功能之一。章学诚评价康海《武功志》亦言，“惟《官师志》褒贬并施，尚为直道不泯，稍出于流俗耳”，可见章学诚对“褒贬并施”的修志手法较为认可。因此，修志者自我检视、矜慎褒贬的工作态度常被称道。

乾隆时期文学家王文清，曾任《长沙府志》编撰，有《丁卯春郡伯吕南村延修长沙郡志》《志馆即事》《志事有感》《志馆同张砺山征君话旧》等多首与方志相关的诗歌。其《志馆即事》最见修志操守：“血泪弹来溅砚池，贞魂冷落莫教遗。敢云屋漏曾无愧，大有明神不可欺。此事自凭方寸地，他年遥许史臣知。兢兢把笔何珍重，正在踌躇一字时。”此外，嘉庆期间阮元纂修《广东通志》，学者邓淳参与其事。邓淳有《志局书怀》诗：“校雠两载恒思过，褒贬千秋敢惮忙。言礼无征艰考订，阙文及见慎评量。……”道光时期学者罗桂芳有《志局偶成》诗：“百年志乘未成书，尽日搜罗校鲁鱼。往事传闻多失实，陈编窥窃半拘墟。欲将此笔分褒贬，莫把他人任毁誉。……”上述诗歌展现出修志者考订、校雠志书之辛苦敬业，而其中“大有明神不可欺”“兢兢把笔何珍重”“阙文及见慎评量”“欲将此笔分褒贬，莫把他人任毁誉”等诗句，则彰显修志者自我检视、矜慎褒贬的态度，这是修志操守的鲜明体现。郭之奇《修邑志成，有不察而赍怒者，乃得谤，又以有所誉来也，感而赋之四首》中亦多有表达上述操守和思想。

2. 多元书写修志担当。

其一，修志担当，体现在修志者创修方志的开创精神上。明清时期，创修方志常被认为是地方官员的“守土者之责”。如嘉靖时，曾担任刑科左给事中的韩威，为第一部《河间府志》作序曾言：“河间旧无志……志之废也，固守土者之责也。”康熙时，创修《罗城县志》的知县赵瑞晋亦言及创修邑乘（县志）之重要性：“省志、邑乘各有体，省志职要，邑志职详，两者宜并存而不废。倘使一邑之山川、人物、土俗、民风，以至官师，政教之所存，荒略残缺，湮没不传，无以彰往而示来，岂非守土者之责哉！”因此，创修方志常被认为是明清地方官员担当作为的表现，且这种官员在当时并不鲜见。

康熙年间学者蒋深，曾任武英殿纂修，后赴贵州任余庆县知县、护理思州府篆。蒋深在贵州任职时，主纂第一部《余庆县志》和第一部《思州府志》，存续地方文献之功甚大。《思州府志》凡例，为蒋深亲自撰写。为庆贺《余庆县志》告成，蒋深赋诗《邑志告竣有感》：“设城才百载，纂志欲千秋。不顾家人笑，终为卑吏羞。山川增气象，风俗费咨谋。谁念蓬莱客，编摩已白头。”诗中尽显修志者乐观的开创担当与奉献精神。道光时期，敦煌县令苏履吉有《创修〈敦煌县志〉》、《又次题敦煌志书原韵四首》等关涉方志的诗歌。《创修〈敦煌县志〉》诗云：“敦煌今昔不相侔，七十年来志未修。疆域新分安哈界，人文旧向汉唐收。……愧我风尘为俗吏，敢邀同学重搜求。”其重视文献传承，适时创修方志的担当精神，也在诗中显露无遗。

其二，修志担当，体现在修志者的敬业精神和不计个人得失上。梁启超曾言：“方志之著述……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章学诚议修志时，亦有“考核不厌精详”之论。因此，在修志过程中，文献的搜集核实，推敲删定，尤为重要。这些工作常彰显修志者的敬业精神。明代杨起元《修郡志有作》“官署萧条正夜阑，目穷陈迹费新删”，乾隆时向廷柱《长沙志馆即事》“搜讨三湘秘，推敲一字微”，光绪时郑德枢《重修县志偶成》“追求始得昭幽隐，搜采尤宜取实详”等诗歌，都是展现修志者敬业精神的代表作。

修志时不计个人得失的代表还有吴中蕃和沈钟。吴中蕃系明末清初诗人，曾在南明担任遵义知县、重庆知府等职，后归隐山中。康熙年间，吴中蕃“两应聘修《贵州通志》，其叙大事记甚合史法。督抚欲荐之，复固辞。最终他以布衣身份主纂完成《贵州通志》。对于其出山修志，有学者认为“吴中蕃两度应聘出山参与修志，均出于自愿。吴中蕃认为自己有责任存史，这也是其济世之夙愿。但是这两次修志他均以布衣身份参与，出山而不仕清”。吴中蕃还有《再入志局》《志成》等多首书写地方志的诗歌。《志成》诗云：“机组时时织肺肝，羞縻楮墨与盘餐。大书特笔谁当任，细讨穷搜我欲殚。……裁成勿道无轻重，一统舆图仗此完。”其对修志事业的担当、对乡邦文献的重视和为此付出的努力尽现诗中。乾隆时期，沈钟曾任屏南知县，纂辑有《屏南县志》。其《喜辑志成为赋二首》中有诗句“樊笼何意脱拘牵，天与闲居了一编。未竟功留今日补，许多事待此身传”，道出辑志成功的喜悦，也间接表达自己受诬陷被罢官后不计个人得失，坚持纂成志书的坦然与担当。

其三，修志担当，体现在地方官员的接力修志上。由于种种原因，明清方志未竟之稿不少。因此，以今视昔，两代地方官员，跨越数十年接力完成一部志书，难能可贵。如乾隆时期方潮曾参与《竹山县志》纂修工作，其《县志告成，诗以纪之》，即颂扬常青岳、常丹葵父子接力纂修《竹山县志》之事，其中有“梅村常使君，莅任溯先泽。成宪式新猷，轶事稽陈策。志乘旧传钞，历未付剞劂”等语。《郧阳府志》亦有评价：“（常青岳）尝纂《县志》未竟，阅三十余年，子丹葵，署篆续成之，即今《志》也。”两代官员接力修志，担当作为，成就方志史上一段佳话。

3.  书写方志门类及其他修志相关事宜。

“修志之道，先严体例”，而方志门类是方志体例的重要体现。故历代修志者皆对方志门类的设置倾注心力，参与修志者对方志门类也都颇为关注。

道光年间，崔志远修《铜山县志》，孙运锦任分纂。孙运锦因此创作组诗《题分修邑志各门》9首，题咏自己分纂的疆域、城池、都鄙、风俗、赋役、关税、驿递、烈女、祥异9个门类。9首诗歌各以上述门类命名，如《烈女》诗：“志状纷然投，如出一手为。一节自千古，奚事多浮辞。何当改作表，朗朗如列眉。”诗歌针砭修志时弊，对修志工作颇有启示意义。

光绪年间，孔广海纂修《莘县志》成功，撰《志成纪事》诗，主要阐述该志的门类设置，并对封域、建置、食货、禨异、官师、选举、人物、义烈、节孝等门类的编修实际进行扼要说明，是研究光绪《莘县志》编修的原始文献。

此外，修志者以诗歌书写其他修志相关事宜，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方志纂修成功，是地方文化盛事，于修志者而言，则是苦尽甘来、值得庆贺之事，因此书写修志告成事宜的诗歌很多。上述蒋深《邑志告竣有感》，孔广海《志成纪事》等诗，皆属此类。另外，乾隆时期范伯棠《重修县志告成赋二十四韵》、郑大进《郡志告成题后》亦是此类诗的代表。

另外，还有一些诗歌书写修志过程中的小插曲，看似作者的闲笔，实则寄予了作者的修志心迹和思想。如沈钟《上元后风雪交加，拥炉辑志，喜连江戚使君致酒》一诗，其中“投笔卷帘浮大白”书写了辑志间隙饮酒的惬意，而“政在岂堪青史载，书成深得故人怜”则流露出作者对修志事业的自信和偏爱，甚于其对为政的自我评价。

（三）其他文人诗歌书写地方志的角度

明清方志读者众多。有些修志者修志之初，即考虑方志的读者群问题。如“是志也，大而太史得之，可以备懿典；小而学士得之，可以资博考；明有司得之，可以兴感慨、修职守；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妇者得之，可以思尽忠、思尽孝、思尽节”。在上述读者群中，文人无疑是主流。他们以读者或旁观者视角，创作了较多与方志相关的诗歌。较有代表性的书写类型如下。

1. 阅读方志而后咏史。

冯梦龙曾言“志书即一邑之史”，章学诚也有“志乃史体”“志之为体，当详于史”之论。可见地方志与历史关联紧密。咏史尤其是吟咏地方史上的重要事件、著名人物，是明清诗歌书写地方志的主要类型之一。作者有时在吟咏过程中，还兼论地方志的出版。 

阅读方志而后吟咏地方史上的重要事件，兼论方志的出版，代表性作品为明清之际钱澄之的《书〈建宁府志〉后》（4首）。其中“戊子城屠日，铢锄岂记名”“此邦儒户重……已闻多滥冒”分别咏叹明清易代之际建宁的战事，以及由朝廷优待建宁儒户而引发的外籍儒裔冒籍建宁的现象；“死事前朝彦，于今载不妨”“即应讳国事，何至匿家声”表达出诗人对《建宁府志》取舍前朝人物的不满；“篇章须纪实，撰述岂无才”，则强调了方志内容的纪实性。

阅读方志而后吟咏地方史上的著名人物，代表性作品有乾嘉时期刘大观的诗歌《题〈林县志〉书后》，以及学者邬庆时作于宣统元年的《读邑志》诗。在《题〈林县志〉书后》中，诗人为勇于弹劾梁冀的东汉名臣杜乔（林县人）鸣不平，而对屈从梁冀的东汉大儒马融给予严厉抨击。《读邑志》诗云：“邑人有翁山，邑志无翁山。亦非无翁山，却在有无间。有文数篇，有诗数首。此外无一言，恍惚三缄口。翁山究竟何如人？生平著作当等身。自称明末一遗民，上谕所谓屈大均。”诗中主人公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字翁山）。因屈大均曾从事抗清斗争，乾隆、同治时，番禺地方志不敢为其作传，其事迹只能在地方志中隐约出现。如乾隆《番禺县志》之《屈士燝传》记载，“从弟某少与同志，其殁也，为表其墓云云”，其中“从弟某”即指屈大均。故而邬庆时有上述感慨和诗作。

明代高士蜚《读〈厓志〉有感》、区元晋《读〈厓志〉有感，次高孝廉韵》，清代赵沈埙《读〈西湖志〉有感》等诗作，也是阅读方志而后咏史的典型作品，所咏为宋元易代之事。

2. 依据方志书写民间疾苦。

明清地方志主要承担资治、教化、存史等功能。然而也有地方志，如前述崇祯《泰州志》将记录民间疾苦、政事利弊作为方志功能之一，该志凡例特别提及“有司害政（代征灶粮）”之事。还有一些方志记录了徭役制度，以及官府的奢靡残暴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在明代林熙春的诗歌中也有所反映。

林熙春《读〈武清志·河差〉》主要书写河差徭役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诗云：“偶从邑乘阅河差，河差一节堪骇目。剥船人夫有四千，巡河子弟三十六。……奈何一邑夫六千，家家执役人人蹙。一年犹可勉支持，年年往过仍来续。况复养马与驿骚，征派频繁惊比屋……”寥寥数句，将百姓徭役的繁重直观呈现出来。林熙春《读〈宝抵志·银鱼说〉》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明代贡鱼制度的黑暗，以及官府在夏雾（今天津下坞村）滥捕银鱼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诗中“昔有富春歌，鱼肥卖我子。韩公恤民艰，悲歌宜如此。夏雾有银鲜，玉食备修髓。武庙遣貂珰，罗网无遗水。民有偶触之，逮系立至矣”数句，将贡鱼制度的黑暗、官府的奢靡，以及官吏的残暴展现得淋漓尽致。林熙春还有《永清道浑河》诗，其中“曾读《水经》识水源，浑河即是古桑乾。……但祈浑水澄清水，归马华阳系可汗”等诗句，书写了作者阅读地理著作，考证河流，期盼战争平息、人民安居乐业的愿望，可与其《三河数马》诗“但愿辽阳征战罢”对读。

3. 礼赞方志及修志者。

地方志是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载体，是文人创作取材的宝库，是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故而，于明清文人而言，他们创作与方志相关的诗歌时，常礼赞方志及修志者。具体而言，创作角度有以下两种：

其一，礼赞旧方志及修志前贤。如清代宋荦《读康对山〈武功志〉题卷尾二绝句》（其一）即赞誉明代方志学家康对山及其《武功志》。诗云：“绝代风流康对山，琵琶一掷老秦关。千秋邑乘留残帙，简洁居然并马班。”晚清林大椿《拟题施六洲先生〈雁山志〉后》（7首），对乾隆时期方志学家施元孚（曾著《雁荡山志》《白石山志》）的修志精神、修志成就大加赞赏。其诗句“此处著书真不易，消他应接十三年”（自注“先生结庐十三年始成此志），“饶他郭象能重注，难掩当年向子期”（自注“永嘉曾氏聘程浩修《广雁山志》，实以此书为蓝本”），皆是明证。

其二，礼赞同时代的修志者及其修志成就。清代王昙《姚秋农殿撰寓居休园，修〈扬州郡志〉，一手撰成，良史也》即属此类。诗云：“小宋新书蜡烛红，琵琶康海又匆匆。百家事类淮南子，一手文成太史公。阁部梅花新闰史，平山灯火旧春风。当阳官纸尚书笔，留在扬州十日中。”作者着力书写姚秋农编纂《扬州郡志》（《扬州府志》）的贡献，并以司马迁的良史之才誉之。此外，刘献廷《赠叶星期邑志告成南游罗浮》、赵廷标《岳麓书院志成纪事》也是这类诗的代表。

4. 书写方志的交易流通、内容传播及相关故实。

明清时期官方纂修的地方志，属于非营利性出版物。“没有证据表明初版的方志会通过书坊销售，但是二手的、老版的方志是可以在书坊中直接买卖的。”此外，有的书贾还会根据读者需求，上门兜售方志。明清时的一些诗歌，就曾多角度地书写方志的交易流通、内容传播，以及相关故实。

其一，有诗歌记载地方志通过实物交易的形式，完成流通。明末清初董说《平凉志》一诗及诗序记载，“贾人持《平凉志》八册，余倒瓶中粟易之，作《平凉志》：明朝食粥那须计，倾瓶换得平凉志。平凉要害古边州，难著书生闲习气。锦心绣口一字无，只载古来豪杰事。……”由董说以粟米兑换地方志的行为可见，地方志与文人阅读密切关联，也可见当时清贫文人的生活状态，同时，该诗对《平凉志》编纂的侧重点（着重书写边州要害“古来豪杰事”）给予了生动揭示。

其二，有诗歌记载地方志通过现金交易的形式，完成流通。清代有些诗歌，记录了学者在市场购得方志后，与其他学者围绕方志唱和，兼及相关方志的重要史实。陈《偶从吴市购得宋淳祐〈临安志〉六卷，虽非全本，然自来著录家多未见，喜而有作寄槎客先生》诗及注云：“输钱吴市得书夸，道是西施入馆娃（《志》为施谔所修）。宋室江山存梗概，乡邦风物见繁华。关心志乘亡全帙，屈指收藏又一家（同郡孙氏寿松堂旧藏宋本乾道《临安志》三卷，先生书库有宋本咸淳《临安志》九十五卷，尝刻一印曰“临安志百卷人家”）。况有会稽嘉定本，赏奇差足慰生涯（同时购得嘉泰《会稽志》）。”吴骞《和作》诗句及注有云“与君鼎足藏三志（予旧有乾道《临安志》三卷、咸淳《临安志》九十五卷，皆宋刻及影钞本，合此为临安三志云），天水犹悬碧海涯”。黄丕烈亦作和诗，称之“真个苏杭闻见广，艺林佳话遍天涯（仲鱼得《淳佑志》即佳话之一）”。上述诗歌，是浙江方志流通史上的重要文献，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

其三，有诗歌记载地方志借助于学者抄录和口述的形式，进行流通与内容传播。明初张昱《昌化县学训导章琛，抄录〈武林郡志〉还乡》诗载：“唐相郇公尚有孙，不将家世忝斯文。高堂别席事抄录，小帐停灯校纠纷。脱稿近知将解局，疏麻拟折遗离群。武陵郡志多奇事，归对诸生诵所闻。”由诗可知，《武林郡志》曾以手工抄录的形式流通。此外，据后两句诗可以推测，《武林郡志》（“武陵”当为“武林”之误）内容“多奇事”，这些奇事经县学训导章琛向诸生口述后，势必在社会大众间广泛传播，方志的文化价值也借此得以实现。

三  明清诗歌对地方志的多元书写之价值

由前述内容可知，对地方志进行书写的明清诗歌数量众多，题材广泛，内涵丰富。其价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审视。

（一）有利于方志史及方志文化研究

方志史及方志文化研究，是方志学研究和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很多与地方志相关的诗歌，都与为当代学者忽视但又颇具研究价值的方志史、方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乾隆的一些方志思想，即可在前述其诗歌中得以管窥；章琛抄录《武林郡志》并拟在县学中向诸生口述，是方志文化史和方志传播史上极富特色的生动案例。而前述明代林熙春《读〈武清志·河差〉》《读〈宝抵志·银鱼说〉》两首诗歌，则为当代学者研究已经亡佚的明代《武清志》《宝抵志》，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此外，前述未及的明清时期与地方志相关的诗歌类型，还有送友修志诗、辞修志书诗，等等。以明代辞修志书诗为例，代表作品就有陈献章的《辞修县志》、林光的《承柳郡侯檄请修郡志，过庆嘉亭赋此辞谢》、施闰章的《不获辞郡志之役，聊述愧》，等等。这些诗歌的作者，辞修志书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其诗作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学者的修志思想和方志观，能为后世学者进行方志史及方志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路径。

而历史上一些重要方志的出版或重要的修志事件，又常常和当时的很多诗歌关联。如道光时期，福建通志局纂修《福建通志》初期产生的良好影响，以及后期因梁章钜的质疑而出现的修志纠纷，就有数十首与之相关的诗歌文献记录，作者当中不乏林则徐、梁章钜、何绍基等名家。相关诗歌见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东越修书图》题咏，以及福建博物院《鳌峰载笔图》题咏等文献。故而，上述这类诗歌亦有利于方志史及方志文化研究。

另外，还可以由这类诗歌，管窥方志出版与当时文人著作权的关系。如从全祖望《果堂纂〈吴江县志〉，索予所作〈苏寅侯传〉，因需其润笔以戏之》诗题，即可看出当时文人的著作权意识。另外，还可以由这类诗歌，关联起与修志相关的词、楹联、歌谣等作品类型。如清初王庭有《东风第一枝·和叶星期赠陈子庄（陈因修郡志，寓道院）》词，清末黄人有《湘月·读〈西湖志〉》词；清末戴凤仪《松村诗文集》之中，有大量书写修志事宜的楹联；还可以由《读〈宝抵志·银鱼说〉》关联起韩邦奇的《富春谣》。这些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记录和关联了方志史与方志文化，也显示了方志与古代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值得关注。

（二）有利于诗歌史及诗人生平研究

中国古代诗歌浩如烟海，其中多数诗歌都有文学或文献价值。以乾隆诗歌为例，其文学价值虽然为文学史著作忽略，但其创作数量极其庞大，于诗歌史而言，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而将上述乾隆与地方志相关的诗歌，集中起来观照，就可知其诗歌创作数量巨大的一些原因。如乾隆仅为考证望岳楼、涌泉寺的位置，就创作了10余首诗，而其与前述“盘山”相关的诗歌，则多达1702首。由此可知，其数万首诗歌中，包含着很多内容、主题交叉重复的作品。另外，前述乾隆诗歌创作有“订讹析义”之理念，并有借助方志、考证名物之创作特点，因此可以推知，其诗歌创作理念和创作特点，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和发展。这些都是诗歌史和文化史研究应予关注的。

此外，文学研究讲求知人论世。通过研究明清时期与地方志相关诗歌，可以发现很多著名诗人、文学家有过地方志编纂经历，如冯梦龙、杨慎、郑珍、莫友芝、查慎行、袁枚、俞樾、陈衍，等等。对他们编纂志书的经历进行观照，有助于知人论世，助力其生平和创作研究。

以清代著名诗人、文学家查慎行为例，其创作过很多与地方志相关的诗歌。如《阅〈陈留县志〉杂题十绝句，补其所不载》、《崇安梅容山明府贻〈武夷山志〉》、《余方辑〈庐山志〉，拟入山访旧迹，频为雨阻，恒斋有作和之》、《胶山在无锡县东四十里，〈九域志〉云山南有梁萧侍郎故宅，今无可考矣》、《宿松朱字绿博学嗜古，所葺〈南岳考〉三卷，……作歌赠之》，等等。据此，可以深入观照查慎行与地方志紧密关联的一生，了解其编纂的《江西通志》《鹅湖书院志》《庐山志》《庐山纪游》等方志类作品。进而可知，查慎行编纂地方志的工作经历，与其学术研究、诗歌创作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其《苏诗补注》在苏轼诗歌研究领域影响很大，这部著作的完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长期关注地方志，有方志编纂的经历，因此对地理知识熟稔。著名学者钱大昕，论及注释苏诗的3位学者王十朋、施元之、查慎行时，曾有“窃谓王本长于征引故实，施本长于臧否人伦，查本详于考证地里”之语，充分肯定了查慎行地理考证功底，在其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当代学者何泽棠也对查慎行利用方志类书籍解释诗歌的方法给予充分肯定。“查慎行注释地理，大部分精力放在解释苏轼当时的行政区域、山川、名胜古迹等地名之上。这是因为，对于清代读者来说，北宋地名已成历史，宋、清两代的地名大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利用北宋的地理方志类书籍，解释苏诗中的地名。”

据此可知，诗歌史上一些创作现象的研究，以及诗人的生平及学术研究，都有可能通过观照上述与地方志相关的诗歌来完成。

（三）有利于当代修志事业

明清时期书写地方志的诗歌，对当代修志事业的价值，至少有两个方面。

其一，于当代修志而言，有些诗歌具有镜鉴作用。如前述乾隆《再题曲陆店》诗句及作者自注，对志书附会名胜、滥收作品的现象给予批判。这与嘉靖《常德府志·修志凡例》“艺文，旧志所载，若异端诸诗文多鄙陋，而太白《木瓜山诗》则在真州。如此类者，并宜删去”之批判不谋而合，也与章学诚论修志“八忌”之“忌妆点名胜”思想相合。三者皆指陈地方志滥收诗文、附会名胜的不良现象。再如，书写修志操守的一系列诗歌，能让当代修志者和方志研究者更深切地理解“但恐斗米立佳传，文献放失诚可悲”的深意。这无疑都是这类诗歌在当代修志领域的镜鉴价值。

其二，于当代修志而言，有些诗歌具有激励作用。前述林大椿“此处著书真不易，消他应接十三年”，作者自注“先生结庐十三年始成此志”，即高度肯定方志学家施元孚专注修志、持之以恒之事，这对阅读者尤其是修志工作者而言，能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洗礼。而前述“搜讨三湘秘，推敲一字微”“言礼无征艰考订，阙文及见慎评量”等诗句，都是前贤修志兢兢业业、担当作为的明证。他们对当代修志者的榜样激励作用是潜移默化，不言而喻的。

结   语

通过以上论述，明清诗歌出现大量地方志书写的缘由、对地方志书写的角度与特点，以及其对地方志书写的价值，已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读者可以借此观照明清相关诗歌对方志史、方志文化、诗歌史、诗人生平及诗人创作研究的促进作用，以及其对当代修志事业之裨益。明清时期对地方志进行书写的诗歌还有很多，仅以乾隆《屏南县志》所载歌咏沈钟修志之诗为例，其数量即达8首，这些诗歌都是研究相关志书及其修志者的第一手文献。可以说，明清时期与地方志相关的诗歌，其多元的文献价值还值得挖掘。这类诗歌在民国时期得以承续并大量出现，同样值得关注和书写。另外，这类诗歌在当代的整理出版价值也值得期待。凡此种种，皆有待于相关领域的学者共同关注和探究。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5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