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滩，位于南京河西下圩村西侧，因地处江边，旧时居民多以经营木材的徽州商人为主，故称“徽州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徽州滩乃是上新河一带安徽人做木材买卖的经营地，这里大多数居民讲皖南话，他们将长江上游湖南、湖北、江西及安徽的木材买来，水运至南京，堆积于徽州滩，再批发或零售给南京城的房产商或家具商。那时，城里人到徽州滩买木材喜欢兼看另一个特有景观“水上流动人家”。徽州滩江边的江面上有铺天盖地的木排，由竹编着麻绳捆着，面积大的木排上竟还有简易篷房，有畦畦小菜地，有鸡鸭狗，这是徽州人“靠木排吃木排”想出的“水上漂流住房”。如今徽州滩的木材市场已消失，因此，徽州滩地名也随之消失，原址已改建为绿博园。

徽州滩之名起源于何时，史无明确的文字记载。溯源“徽州滩”的由来得从徽州木商说起。

一

徽州习惯上把富可敌国的盐商与木商联起来看，俗谓：“盐商木客，财大气粗”。徽郡商业，盐、木、茶、质铺四者为大宗。木材贸易是徽商经营的四个主要行业之一。徽商从事木材贸易时间早，人数多，资本雄厚，活动范围广阔，在徽商商业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说到木商，不能不提及婺源西冲的俞氏家族，西冲俞氏是显赫一时的徽州木商世家。其家族在明末刻本《新安名族志》中的排名，仅次于程、鲍、方、柯之后，名列第五，其在徽州的分布之广、人数之众。据称，俞姓源自姬姓，为周文王后代。

《西冲俞氏宗谱》卷十四《传文》收入第33世子孙共22人次，可以确认为木商身份者竟达20人次之多，他们多经营“吴头楚尾”，将安徽、贵州、湖南等地生产的木材，捆扎成簰，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抵达金陵上新河发售江南各地。第34世本字辈共15人次，均为木商，他们大都“侍父服贾金陵”、“从伯叔昆季服贾金陵”。即随父或叔伯辈在南京从事木材生意。

直至民国时期的第38世，依然有俞氏子弟经营木业，旅沪的俞仁耀（1896~1989）就是一位成功的徽州末代木商。他属希滃公房文誴公支士荣公次子俊礼公下的世系，33世俊礼子营父业，接管金陵木业，为显赫一时的金陵大木商。在金陵经商地取得以诚信，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二

木材贸易作为徽州商帮的四大支柱行业之一，发展最早，衰落却最迟。清朝末年，徽州盐商、典商相继衰落，徽州商帮也随之逐渐解体，但徽州木商仍然活跃于木材贸易领域，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明清时期，徽州木商涉足深山老林，漂浮江河湖海，不畏艰险，从事大规模的木材贩运，江南的各个重要城镇就成了徽州木商的据点及其木材的集散地。其中原因何在呢？首先，江南地区森林不多，“惟沿村有树，其河港之在野者罕植，间有之，必取作器，小则伐为薪”。其次，明清时期，江南城镇的发展以及造船业的发达迫切需要大量的木材，每年要耗费大量的木材。据元代规定，造一艘“一百料”的内河船，要用各种尺寸的板木203条片，而船上槔、橛、棹头板等设备所需用木材还不包括在内。明初规定，造一艘“四百料”的河运漕船，每船用新杉篙木62根，株、樟、榆、槐各二十余段。造海船所用木料更多，明初规定造一艘“一千料”的中型海船，需杉木302根，杂木149根，株木20根，榆木柁杆2根，栗木2根，橹木38根等。共513根。造船不仅耗费木材，而且对木材的尺寸、种类都有讲究。到了顺治年间，造船特别是造较大的船只的木材，本地难以寻觅，因而对外地木材的需求就更为迫切了。同时，明清以后，城镇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也导致了建筑业的兴盛，多为竹木结构的江南房舍，进一步加大了江南地区对木材的需求。这些为徽商木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

徽州是个众山环抱的地区，林木生产是徽州地区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在长期与森林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采伐、利用、栽培、管理天然林和人工林的丰富经验。徽州的各种地方志中多有记述，张雪慧的《徽州历史上的林木经营初探》一文中就有详细的记载。

木材的采伐，特别是优质木材，大多在深山老林，采伐极其困难，如西南地区的木材，在“深山穷谷之内，寻求甚苦，伐运甚难，木非难而采难，伐非难而出难。上下山阪，大涧深坑，根株既长，转动不易，遇坑坎处，必假它木搭鹰架，使与山平，然后可出。一木下山，常陨数命”。可见，徽州木商的艰辛与不易。

在木材长途水上贩运的过程中，徽州木商又不断总结经验，发挥聪明才智，创造了以竹制缆捆扎木排的新方法。如婺源商人程文昂，“业木造排，以竹制缆，创自巧思。牢固异常，人利赖之”。这些有关木材砍伐、保管、运输的丰富经验，为明清徽州木商走向国内木材大市场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

南京地处南北交通的中枢，是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的木材运往江南各地的最大中转站。这里的徽州木商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资本十分雄厚。据前文提及的婺源西冲木商世家俞氏的第38世孙俞仁耀回忆，家族先后有近十代人，时间跨度约300年余，均子承父业在金陵从事木材生意，其资产过百万者不乏其人。当时的财富以银两计，按现今的财富计当在千万至亿万之列。再如婺源商人洪大诗，“营金陵木业，囊渐充裕，因居白下”；程肇基，“业木金陵，资饶裕”；金照“业木金陵，尝捐资置义冢一区，以安旅榇。又修上江考棚、府嘉兴坛，婺邑城垣，共捐一千数百金。”另据《歙事闲谭》载：“徽多木商，贩自川广，集于江宁之上河，资本非巨万不可，因有移家上河，服食华奢，仿佛淮阳，居然巨室”。文前提到的“水上流动人家”“水上漂流住房”的特有景观尚是当年木商移家上新河的历史景观的残存。当年，上新河一带还建有徽商会馆，清代婺源木商施德栾就曾“客金陵，督理会馆，以诚著称，守江宁者屡举总商，务多有成。”

《歙事闲谭》中提及的“集于江宁之上河、因有移家上河”，即南京上新河徽州滩所在地。自从明、清以来的600多年间，上新河地处南京近郊，又位于长江之滨，水深滩阔，极利于木材物资水运集散，所以在寓居于此的徽州商人的努力下，这里出现了国内著名的木材市场。

位于上新河西南江边的徽州滩乃徽州木商聚集之地。徽州山区盛产杉木，早在南宋时，徽州人就从事木材贸易了。他们冬季入山伐木，待到梅雨季节，河水上涨时，便利用水力运载木材出山。

明清时，由于苏浙地区经济发展，徽州所产木材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经营木材贸易的微商便远赴江西、湖广、四川，开拓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以徽州婺源人最为活跃，他们以上新河作为经营贸易中心，利用长江水运之便，把上游的木材运送到此，在此改成木排，然后分销苏浙或北方各地。

明代，金陵上新河大胜关至龙江关“数里之间，木商辐辏”。新河口专设了“皇木场”，所储存木材专供皇家使用。清代的上新河仍为“木商所萃”，建有徽商会馆。那时，上新河木商定期举办徽州灯会，其“旗帜、人物、花卉，五光十色，备极奇巧”。之后，湘、鄂、赣等省木材商人也纷纷效法徽商，到上新河“抢滩”，为木材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太平天国时期，清军围城，百业萧条，上新河木材市场随之消失。同治初年，曾国藩坐镇金陵，号召商贾复业，上新河木市渐发生机，至民国年间，北伐定都南京，木业再度兴起，但实际上已远不如往昔的生机。随着铁路交通兴起，运输便捷，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历史上徽州滩木商时代鼎盛辉煌的演绎戛然而止。

徽州滩是一个极具历史文化时空感的地方，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沧桑之后，终于积淀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镜像。随着南京城市建设的改造，如今，徽州滩已成绿博园一部分，但那一段曲折的经济社会发展史，那一个远去的木商时代，总还是掩映在郁郁葱葱的历史深处，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