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南京市新一轮区划调整方案获得通过，其中，决定撤销原秦淮区、白下区，将两区所辖区域合并，设立新的秦淮区。“白下”作为南京曾经的行政区划，将退出历史舞台。但正如南京历史上曾经有过“金陵”、“秣陵”、“建业”、“建康”、“上元”等诸多称谓一样，“白下”作为具有一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城市之名号，早已同南京的山水城林融为一体，成为其诸多具有人文底蕴的别称之一，从而永载史册，熠熠生辉。

金戈铁马白石垒

       白下，顾名思义，原指与“白”相关的地理方位。宋人《六朝事迹编类》曾归纳了三种说法：“一说谓春秋时，楚使子木之子胜处吴邑，为白公。考金陵吴邑也，恐白之得名自此始。一说谓本江乘县之白石垒，以其地带江山之胜，故为城于此，曰白下城。一说谓齐武帝时已阅武于白下，自唐武德以后因之也。”

       其实，《六朝事迹编类》所举三说中，所谓因“白公”得名颇显牵强，而称齐武帝阅兵白下，后世因袭，则只能说明“白下”名称早已有之。因此，每论“白下”之由来，文献均持“白石垒”说。如《景定建康志》：“案《图经》及《寰宇记》引《舆地志》云：‘本江乘[1]之白石垒也。’”顾起元《客座赘语》：“白下城，在江乘白石垒靖安镇。”顾祖禹《读史方域纪要》：“白下城在府治北十四里。《舆地志》：‘即江乘废县之白石垒也。’《志》云：‘白石垒在上元县北十二里，当石头城之东北，台城之西，本名白石陂。’”同时顾祖禹还引《元和志》称：“东晋以后，江津要地，或言白石，或言白下，实一处也。”显而易见，“白下”之名与白石垒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回眸历史，我们发现，早在东晋初期，白石垒与石头城、新亭垒一样，曾是拱卫京师建康（今南京）的要塞之一；而白石垒更因平定苏峻之乱而流芳史册。《晋书》载，咸和三年（328）二月，起兵作乱的历阳内史苏峻攻陷建康，挟幼主、焚宫室，大有取而代之态势。是年五月，江州刺史温峤会同荆州刺史陶侃率水师四万东下平叛，九月，陶侃采纳监军李根“唯白石峻极险固，可容数千人，贼来攻不便，灭贼之术”的建议，一夜间在白石山修成堡垒，斩苏峻于阵前，遂平定叛乱。自此，白石垒在世人眼里显得神圣无比，庾阐《扬都赋》曾将它与钟阜、方山、青溪等形胜等量齐观，誉之为“白石灵峰”。

       至南朝，白石垒依旧是建康城的军事重地，只是此时更多地称之“白下”。元嘉二十年（444），宋文帝阅兵于白石垒前，《宋书》纪曰：“二月甲申，车驾于白下阅武。”元嘉三十年（454），太子刘劭弑父篡位，大将臧质率军讨伐之，《宋书》云：臧质“率所领自白下步上”，入城生擒了刘劭。而“白下”真正用于命名城池，当在永明初年（483）。是时，齐武帝萧赜迁琅琊郡于此，俗称“白下城”。《南齐书》载：永明六年（488）“九月壬寅，车驾幸琅琊郡讲武，习水步军。”永元二年（500），豫州刺史裴叔业降北魏，齐帝萧宝卷诏崔慧景讨伐，“率军水路征寿阳，军顿白下，将发，帝长围屏除出琅琊城送之。”由此可知，无论称“白下”或琅琊郡，它们实为一处，且与军垒相关。

       那么，当年的“白下”究竟位于何处呢？《首都志》引《同治上江志》称：神策门外石灰山“俗曰北固山，讹为白骨山，其实古白石也，亦曰白下，齐武帝以其依山带江，移琅琊郡治焉。六朝以来，屡为战争之地。”对此，学者或指南京城北之幕府山、象山或狮子山为白石垒。这些，看上去虽莫衷一是，其实他们所言方位大体相近。由于古代方志缺乏明确的坐标，因而若按其依山扼江之势看，称六朝之白下位于下关沿江一带恐无大误。

流风余韵白下城

       事实上，“白下”作为地名，在六朝时期就已成为南京的“名片”。如梁陈时期的文学家颜之推所作的《观我生赋》，便将“白下”和“长干”相提并论，写下“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深燕雀之余思，感桑梓之遗虔”之句，以表达那份对故都遭遇“侯景之乱”后衰败景象的悲悼之情。

       不过，六朝时期的白下城，毕竟只算“畿辅”，唯至唐初，古城金陵经数度更名后，“白下”终被“扶正”，一度取而代之。《唐书?地理志》载：唐高祖武德三年（620），改江宁为归化，武德八年（625）复改归化为金陵，武德九年（626），又改金陵为白下，于是，“白下”已不是白石垒下的那方区域，而是南京历史上的又一正式称谓。但“白下”用于指称南京的历史仅为9年，唐贞观九年（635），白下复称江宁，自此之后，“白下”一名只作为南京的别称而出现在历代诗文作品中[2]。

       以“白下”命名南京的时间虽较短暂，但它留下的人文印迹却永难磨灭。今天，通过明人陈沂的《金陵古今图考》，人们轻而易举便能找到青溪上的白下桥以及桥畔白下亭，而这正是如今大中桥的位置所在。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多次游历金陵，写下诸如“地即帝王州，山为龙虎蟠”（《金陵三首》）、“六代帝王国，三吴佳丽城”（《赠昇州王使君忠臣》）、“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凤凰台》）等一系列吟唱六朝古都的诗歌，“白下”一词也理所当然地反复出现在他的笔下：“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留别金陵诸公》）、“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春光白门柳，霞色赤诚天”（《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驿亭三杨树，正当白下门”（《金陵白下亭留别》）。不难看出，此时的白下虽已成为过去，但以之命名的胜概，仿佛已浸透了六朝的烟水气息而魅力四射，以致诗仙欲罢不能，屡屡歌之。

       北宋的大政治家、大诗人王安石曾三次为官江宁、两度归隐钟山，与南京结下不解之缘。在他大量歌颂金陵山水的诗作中，“白下”似乎成了一种审美意象，总时不时地跃动在他的诗间：“白下有贤相，能诗如紫芝”（《赠上元宰》）、“白下长干何可见，风尘愁杀庾兰成”（《和慧思韵二首?蝉》）、“白下门东春已老，莫鸣杨柳可藏鸦”（《暮春》）、“长干里北寒山紫，白下门西野水明”（《示董伯懿》）、“白下亭东鸣一牛，山林陂巷净高秋”（《示报宁长老》）、“门前秋水可扬舲，有意西寻白下亭”（《和叔招不往》），想必在王安石的心目中，“白下”不仅仅是个地名，更是一个充满人文内涵的历史符号。

       除李白、王安石外，讴歌白下的诗词歌赋恐不胜枚举。这足以说明，无论是白石垒下的那方区域，还是古代南京城的称谓，“白下”一词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被注入新的人文元素，以致它充满鲜活的生命力。譬如，位于青溪之畔的白下亭，原本是迎来送往、把盏饯别的驿亭，而经李白等大诗人的讴歌渲染后，遂使之满载诗情画意，成为古都金陵的一处胜概。再如历史悠久的大中桥，原本是唐初建于白下城东门外的白下桥（后亦名上春桥），据南宋嘉泰时期建康推官刘叔向《重修桥记》载：此桥原为木结构，因年久蠹朽，于嘉泰三年（1203）重建为石桥，建成后如“长鲸卧波，飞梁架虚”；当时，“白下一桥当江浙诸郡往来之冲，不惟士夫民旅所必经行，而日饮万马于秦淮，旬给诸屯之粮饷，舍此无他道也”。显然，此桥正是金陵城对外的交通枢纽。到了明初定都金陵后，或因青溪上有大桥、中桥而改称白下桥为大中桥。顺治二年（1645），明末硕儒黄石斋（黄道周）领导抗清失败被俘，囚禁于南京。清廷为笼络这位学林人望，曾派贰臣洪承畴前来劝降，黄坚不为所动；翌年五月，石斋先生就戮于南京大中桥畔，民间遂于黄公殉节之处立祠祭祀，且尊以“圣人”之称，大中桥亦被呼为“大忠桥”。于是，一座古桥不仅承载起了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也承载了一位民族英雄可歌可泣的气节与风骨，以及后世对他的无限崇仰。

       “白下”不啻为南京的别称，后代的一些乡邦俊贤亦喜用之命名自己的文集，如清道光年间南京文人甘熙的《白下琐言》、晚清金陵名流胡光国的《白下愚园集》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促进了“白下”名号的发扬光大而使之“不朽”。

       当下，白下区虽已“消逝”，但横贯东西的白下路依旧存在。此路为1927年民国政府建设“首都”时将狭窄的中正街拓宽所致，因与古白下桥（大中桥）相接，故沿用“白下”之名，或许，这正可视作“白下”在具体实物上的生命延续。相比之下，1955年由南京市第二区改名而来的白下区，却是所有冠以“白下”之名地域中最年轻的一个。因此，白下、秦淮合并后，除了能高度推动区域经济的整合优化外，更关键的是，它能使原本血脉相连的秦淮、青溪、运渎流域的历史积淀重新贯穿一体，这必将有益于南京人文资源的整体规划、保护、传承及旅游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