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这个历史上因运河而绚烂的城市，一度成为古代中国城市大舞台上最炫目的主角，却在晚清交通工具巨变中，像谜一样悄然退出了舞台中央。当风流云散，铅华洗尽，扬州留给后人太多的谜团：大运河、二十四桥、扬州八怪、盐商……匆匆合上的古代历史幕布，遮住了扬州太多的鲜活人物和惊人事件！

谜一样的扬州城，究竟从何开始说起？

江海扬波，广陵潮水今何在

如同一个人的乳名往往标识着这个人最原始的特征，或是为了彰显这个人最重要的特点，解开谜一样的扬州，不妨从它带着咸湿的海水气味的乳名开始。

一个被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扬州得名缘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据《禹贡》记载，大禹曾把天下划分为九州，“扬州”为其中之一，而得名的原因是“江海扬波”。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清楚，即，大禹划分的扬州，与今天扬州的地理范围有很大差别，根据学者顾颉刚先生的研究，当时的扬州指的是从江苏北部的淮河向南直到东海，地理区域跨越今天的江苏、安徽两省的南部，以及江西省的东部、河南和湖北的东部，这些地区统称为扬州。也就是说，今天的扬州在当时只不过是整个扬州巨大扇面上的一个小点。

如果按照这个地理范围，扬州具有“江海扬波”的特征显然是可信的,因为当时的扬州东部地区全部濒临海洋。据《禹贡》的记载，扬州境内盛产“厥篚织贝”这些典型的海洋产品。

数千年后，大禹治水成为上古大洪水的传说之一，当时扬州广阔的地理区域也缩小为今天的地级市，人们很难把扬州和浪花飞溅的海洋联系在一起。但是，一个被后人严重忽视的问题是，曾经覆盖整个东南地区的扬州，为何只有今天的扬州——已经完全看不到与海洋有什么瓜葛的地方，一直保留着因“江海扬波”而得名的名称至今？

这首先要从古代扬州的海洋自然地理形态开始说起。

时光倒流距今6500年前，长江下游地区还没出现今天广阔的平原，长江与大海的交汇点距离今天上海向西退回数百公里，这是一个非常类似于今天上海的江海交汇喇叭口。扬州恰好地处这个交汇口上，以下骤然广阔，散布者许多沙洲，海潮上溯到这里，长江的宽度和深度都向上游明显减小，成为漏斗状，巨大的水量聚集于此，水体急速上涨，由此形成奔腾壮观的潮涌现象。这就是著名的广陵潮。

考古学家们的挖掘成果也证实，扬州城市的最早形态——邗城，就位于江海交汇口。1978年，南京博物院进行调查和发掘,古城周长七公里左右，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城址西起蜀冈东峰的观音山，东达小茅山，北到古雷陂之南，南临蜀冈南沿的长江古岸断崖。

魏晋之前，广陵潮是扬州城市海洋文明的典型符号，扬州具备鲜明的海洋文明特征。对此，《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一书有详细的记载：

历史早期，长江喇叭形河口的潮汐作用特别显著，在江口扬州附近出现涌潮现象。那时在圌山以上的扬州湾内，散步着“开沙”等沙洲，使江流分叉，北支在扬州城东形成曲江，湾道水浅，由东海汹涌而来的海潮，经开阔的海湾乍入曲江湾道隘处，又被水下的沙坎所激逼，形成汹涌澎湃的涌潮，即历史上有名的“广陵潮”。秦时扬州为广陵县治，于是“广陵观涛”成为两汉以来的盛事。晋郭璞《江赋》云：“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于柴桑。”赤岸指位于扬州城西二十公里的赤岸湖，柴桑即今九江。可见晋时涌潮形成于江口的扬州，而潮区界顶则远及九江。（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此后，古扬州城址紧紧贴着江海交汇口的北侧，随着长江从上游裹挟大量的泥沙沉淀、淤积，由此造成了江海交汇口的向东迁移和长江北岸的南移。但是，直至唐朝大历年间（766—779年），“曲江淤塞，瓜洲并岸，涌潮始消失”，唐代诗人李绅《入扬州郭诗序》说：潮水旧通扬州郭内，大历以后，潮信不通矣。这说明唐代以前的扬州，都是不折不扣的蓝色海洋文明。遗憾的是，沧海变桑田的过程导致了古代扬州彻底退出了濒临海洋城市的视野，甚至连长江也离它渐行渐远。

另外，据考古发现，早期扬州距离海岸线非常近：

江淮地区的滨海地带全新世以来发生过几次海侵，最大一次海侵发生在距今10000～7000年，江淮之间的海岸线向西推进最远处可达高邮湖西岸；全新世界最高海面发生在距今5500年前后，江淮之间在阜宁——盐城——东台——海安一线，以东为浅海相沉积，以西为泻湖沼泽相沉积；距今4700～4000年，又发生过一次海面上升，江淮东部受到大规模的海侵。阜宁至海安一线以东地区在距今4000年前还未形成稳定的陆地。（张之恒《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

也就是说，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海侵导致了长江河口一直退回到今天的镇江和扬州一带，镇江和扬州以下是海湾，以上才具有真正的江型。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一直到唐代，扬州还拥有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海港。

广陵潮是汉代扬州最著名的自然地理景观。人们谈到汉代的扬州，往往与广陵潮联系在一起。汉代诗赋对广陵潮的描写，也裹挟着对潮涌奔腾、浪花飞溅的扬州钦慕自豪之情，如此一来，广陵潮与之间就具有了血脉纽带关系。“广陵曲江有涛，文人赋之”，扬州广陵潮这一自然地理景观，从压制人的可怕对象上升为一种充满美学意味的人文对象，南北朝的《长干曲》把广陵潮的海洋文明美学意蕴推向了顶峰：“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广陵潮也就成为一个“古老、雄奇和富于诗意的名字”，也赋予了古代扬州独特的海洋文化精神。

今天，“江海扬波”自然地理特征已经消失了，其内在的海洋文化精神却成为了扬州文化浪漫诗意的重要部分。扬州本土学者韦明铧说，纵然由于沧海桑田的缘故，海潮早已不到广陵城下，可是爱怀古的民族又总是在冥冥之中不断追忆它的伟大，假想它的存在。

其实，这与其说是假想，不如说是对扬州曾经的蓝色海洋文明的一种记忆与怀念。

在中国，乳名意味着一个生命的诞生和现实存在，扬州因“江海扬波”而得名，这或许可以看做扬州因海洋而诞生、存在的明证吧。

煮海为盐，富甲天下说扬州

世人皆知扬州因运河而繁华，却不知扬州运河的繁华因堆积如山的白花花的海盐。

在古代中国，制盐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海盐生产一般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因为海盐生产最重要的并不是晾晒技术，而是大片优质海滩。漫长的海岸线，广阔的沿海滩涂，为扬州发展制盐业赢得了最重要的条件。

扬州的盐业活动究竟开始于何时，尚需要学界进一步考证。早在周敬王六年（前514年），吴王阖闾在今天的苏州、扬州、海州三地经营海盐，扬州由此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三大海盐生产基地之一。到了汉代，扬州海盐生产地位更趋重要。吴王刘濞时代，扬州地区的盐业发展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力富饶。”由于大量的海盐需要运输销售，他在扬州专门开挖了茱萸沟，又名运盐河（后来通称扬运河）。韦明铧在《两淮盐商》一书中说，刘濞最重要的政绩有三，即铸钱、煮盐、造船这三大产业，使得当时吴国的强盛成为天下之首。三大政绩中，两个与海洋直接相关。

吴王刘濞时期的盐业经济为扬州带来的滚滚财富，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分析“七国之乱”时，提出过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在他看来，当时的吴国地处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利用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杰。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地方军事集团势力和个人野心的膨胀，是他起兵造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历史观点从侧面证明了吴王刘濞时代扬州经济对海洋的依赖关系。

海洋赐予了扬州丰富的海盐，让扬州摆脱荒凉野蛮的生存状态，一跃成为西汉时代少有的富庶王国。受到海洋恩赐的人们当然不会忘记大海的馈赠，他们以各种仪式来感谢海洋对扬州的慷慨。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扬州黄金坝的邗沟大王庙里供奉着两位财神，一是刘濞，二是夫差。《扬州览胜录》卷四云：

邗沟大王庙俗称邗沟财神庙，在便益门北官河旁，中为吴王夫差像，配以汉吴王濞……至乾隆间，则有借元宝之风，香火不绝，谓之财神胜会，至今仍相沿成习，于正月五日烧香时，爆竹声喧，箫鼓竟夜，沿途士女往来，车如流水，有借元宝者，有还元宝者，人持纸钞，络绎于途，可谓新年胜景。

吴王夫差被尊奉是因为开凿了大运河，而吴王刘濞被尊重是因为他的“采铜铸钱”“煮海为盐”的政策，发展了扬州经济。两个历史上因荒淫误国和叛乱造反的臭名昭著人物，居然因发展经济的功劳被后人供奉，这在思想严酷的封建时代是非常少见的，证明运河和海盐对于扬州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后人提及扬州，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大运河，想到大运河满载着隋炀帝的龙舟观赏琼花的盛大场面，而很少想到大运河承担的一项特别重要的运输任务就是运送海盐。

唐宋以后，扬州海盐更加声名远播。唐朝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江淮转运使裴耀卿设扬州转运院，专门运销淮南通州、泰州等十一处盐场所产的淮盐，两淮盐都先集中在扬州港，然后发往首都和长江中上游诸郡。“安史之乱”以后，便专门在此设立淮南节度使，该官职往往兼任盐铁转运使，扬州自然成为盐铁转运使的长驻之地。

唐乾元之初，唐肃宗委派第五琦为度支郎中兼盐铁使身份进驻扬州，采取的盐铁制度大大推动了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始大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立监院官吏。”不难看出，运河交通成为扬州的经济生命线，而海盐贸易则是运河运输的重中之重。

明清时期两淮盐商业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地地位，根据明人宋应星估计，明朝万历时期扬州的盐业资本约为3000万两，清人汪喜孙则估计为七八千万两。到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中央户部库存银为7800多万两，而扬州盐商的资本几乎与之相等。而盐业属于“暴利行业”，乾隆时期就有人指出，天下第一等贸易就是盐商，所以才会有谚语曰：一品官，二品商。这里的商人并非指的是一般的商人，而是专指盐商。扬州盐商可谓是富甲天下，资财百万者在扬州仅仅算是“小商”，清高宗南巡扬州时候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由此可见，当时的扬州从海洋获得了多么丰厚的馈赠。

随着清末盐业制度的改革，扬州海盐业终于衰退。再加上大运河河道淤塞严重，地方农民起义军与政府长期的战争，为扬州带来雪花银子的白花花的海盐终于淡出民众视野。伴随着已经严重东移的海盐线，从扬州的历史记忆中消失。

白帆点点，商胡离别下扬州

如果回到一千年前的盛唐，你会被扬州拥有如盛唐一样繁华的海港而惊叹。

七到九世纪的数百年里，长江入海口的海岸线都在泰兴一线，扬州位于长江海口的内侧，大量海船可以方便地将商品运抵，成为国际商贸大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这样描述扬州港的地理区位：东至海陵（今泰州）界98里，又自海陵东至海107里。另外，扬州位于南北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点上，使得海外商品得以顺利通过海港，然后沿着长江西进，输送到国内各地，同时将国内各地的商品在扬州转运输出，扬州成为国内和国外商人聚集的中心城市。（崔文龙：《从唐代扬州看影响海港城市发展的因素》）

唐代的扬州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海港。满载丝绸、瓷器等中国货物的商船，从扬州起航后横渡东海抵达日本奄美大岛、屋久大岛、种子大岛，到达日本的博多。或东出长江口经明州、广州与大食、波斯等西亚各国通商。九世纪中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所著的《道程及郡国志》中，把扬州与交、广、泉三州并列为东方四大港口之一。大历年间（766-779年）刘晏任扬州盐铁转运使，针对扬州海洋大港的现状，大力发展造船业，“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船给钱千缗”。《旧唐书》如此描述当时扬州港的拥挤繁盛：“舳舻万艘，溢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该文献还记载了天宝年间扬州港遭遇大风袭击之时，集聚到港口的大小船只数千艘。

便利的海上交通吸引大量海外商人来到扬州。波斯人、大食人、新罗人、日本人、古婆（越南）人、狮子（斯里兰卡）等，他们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其中，许多人在扬州定居，以“大食、波斯、胡人之流寓此间者极众”。因此，唐代扬州城内的胡店甚多，大多以珠宝为业，也“可谓中西珠宝互市之荟萃地，置有市舶使”。在扬州甚至建有“波斯邸”，今江都仍然保留有“波斯庄”的地名。当时的扬州歌钟遍地，富商大贾，动辄百数，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海港大都市。直至今天，在扬州方言里，还保存有“波斯献宝”这一说法。《旧唐书》记载，当时扬州城中的大食、波斯等外国人极多，在战乱频繁的中唐时代，将军田神功占领扬州，大肆掠夺杀害寄居在扬州的外来商人，乃至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

商胡离别下扬州。金钱的强大驱动力，如同一股强大而持续的风，鼓起了世界各地商人扬起的白帆，让他们远涉重洋来到扬州。他们凭借智慧和魄力，为自己赚取了大量财富，也通过海洋贸易实现了互通有无，促进了扬州新的城市体制形成，这就是巨大的对外海洋贸易市场。这是扬州作为海港城市为古代中国城市文明带来的崭新元素。

九世纪后，长江口从泰州以东迁至南通一线，扬州港距离海洋越来越远，扬州港赖于发展海洋经济的地理区位优势逐渐丧失。到十世纪初，扬州港彻底失去了昔日东方海洋大港的地位，成为一个单一的内河港埠。白帆点点，商胡离别下扬州的盛景，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