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清代镇江文化氏族的个性特征，不仅有利于对镇江人民优良精神传统的梳理与总结，而且有利于提升人们的思想品格与道德水平，有利于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较为稳固的精神支柱。主要体现七个方面： 　　

普遍重视读书，青睐科举仕途

金坛费氏是一个有实力有影响的文化家族，《金坛上城费氏宗谱》卷1“谱训”说：“男不辍耕，女不废织，出则负耒，入则横经，书声与机声相间，庶乎耕读传家，永垂勿替”。镇江文化家族重视读书与科举，还表现在家庭中出身官员者对地方文教事业的格外重视方面。道光年间丹徒戴屺任山东胶州知州，修缮学宫及胶西、灵山、珠山三座书院，创设北隅义学。康熙三年（1664），丹徒张九徵以河南按察司佥事出视学政，于邓州增设社学，择师教授郡邑是子弟，令诵《小学》、《家礼》二书，辨正学体讹舛，风气为之一变，考课遂为天下第一。后来，张九徵四子张仕可亦以吏部文选司郎中提督河南学政。张氏父子都如此重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这并非是偶然现象，而这恰恰证明张氏家族是极为注重唯读是举之思想观点的。据柳诒徵所记，咸丰、同治年间，其父柳泉避兵江北，寄居亲戚家之小肆，柳泉族父柳兴恩也避乱至此。柳兴恩常勉励柳泉读书力攻制艺，柳泉则以无暇无师应对之。柳兴恩则云：“吾为若师，以三六九日命题，俟文成，吾自来取，为若指授。”于是，在族父一腔真情之感动下，柳泉便于白天在小店铺干活，晚上读书攻制艺。在柳兴恩的悉心传授下，柳泉学业大进。在柳诒徵所编《丹徒柳氏先德遗墨》中，还保存着柳泉当年所作之“制艺”，上面留有柳兴恩的批改圈点及评语。到了柳诒徵时，他的两个舅舅也都亲自教授于他，并力促其学习“制艺”、骈文之类，以备科考之用。在荆福庆等修纂的丹阳《皇塘荆氏宗谱》卷57《流芳录》中，收录了该族十一世孙、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荆之琦所作的一段序文。其云：“窃惟朝家之待士，亦綦厚矣。由俊秀而拔于庠，贡于乡，登于国，不吝庶车仆马以征之，不爱高爵重禄以酬之，甚且父以子贵，不惜推恩以尊显之，抑尤恐罗致未尽，复设贡监之途，使异才宿学得勉于铅刀一割，待士何厚耶！”京江戴氏家族亦有与此精神相通者。无至元年间，万十四公（1274~1345）由安徽隆阜迁至句容，又迁至丹徒黄甸，历元明凡几百年，历代务农，“无以学业发名者”。清初，十二世孙戴尧兴妻仇氏率子戴永年迁居镇江城南，严督子孙课读，参加科举考试。自此以后，“科第仕进，蔚为望族。”又如丹阳荆氏，明清两代出了15个进士，26个举人，58个贡生，其余“庠序纷然，几半一邑”，成为丹阳屈指可数的文化世族。镇江丁氏家族于清道光至光绪年间，最是人才辈出，廿六世丁绍周历翰林院编修，湖广道监察御史；廿七世有丁立干、丁立钧、丁立中、丁立瀛兄弟相继中举或入仕十余人。

注重早期教育，期望早日成才

这在镇江柳诒徵家族中颇为突出。柳诒徵6岁时父亲去世，即随母居外祖父家，生活极为困难。柳诒徵曾回忆说：“1885年父亲病故，母亲带着我们两个小孩，跟着外祖家苦度。当时亲族及慈善机关每月给我们母子银元二元、铜钱二千做生活费。母亲每月送二元与外祖算房饭钱，剩两千铜钱添补衣履，略充零用。不足则做针线售钱，亦不过月得数百文至千余耳。”在如此度日如年的困境中，柳诒徵之母鲍氏对儿子的期望值就更高。幼年时期，母亲就严格要求他认真学习，其严格程度几近于苛刻。正如柳诒徵所述：“我自幼从母亲读四书、五经、《孝经》、《尔雅》、《周礼》，以及古文、《古诗源》、唐诗，天天要背诵。自七岁至十五六岁，逐日念生书，背熟书，止有腊月廿日以后，正月半前放学，可以自由看书、抄书、游戏。其余读书之日，自天明起即背书，各书背不完，不能吃早粥。我的书读得越多，越念不熟，背书的时间越长。直到我十五岁大病之后，我母亲怕我亡，读书的课程才减轻了。” 　　　

一门多进士，家族世代荣

镇江文化家庭中一门多进士的现象颇为突出，如丹徒张九徵为顺治四年（1647）进士。九徵生有六子，长子玉裁为康熙六年（1667）榜眼，次子玉书为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四子仕可为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五子恕可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玉书长子逸少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玉书五世孙张颉云为嘉庆二十二年（1817）进士，玉书六世孙锡庚，为道光十六年（1836）传胪（二甲一名），故张氏家族遂有“一门七世八进士”之盛誉。丹徒丁传靖家族亦是闻名一方的“累世甲科”的科举之族。十六世孙丁玑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叔伯兄弟丁瓒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二十六世孙丁绍周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绍周长子立瀛为同治十年（1871）进士，子立钧为光绪六年（1880）进士，绍周兄子立干于（丁传靖生父）为同治七年（1868）进士。丹阳荆氏家族也是赫赫有名的进士之家。明清两代共取中进士15人之多，如：八世文照，九世光裕，十世伟、本澈，十一世之琦、廷钰、廷实，十二世其谆、柯、洪扬，十三世元实、考锡，十四世汝翼，十五世曜，十八世槐芳。再看金坛于氏家族，一门竟出两状元，并累世进士，委实声振遐迩，誉满一方也。于湛正德六年（1511）进士，湛孙孔兼万历八年（1580）进士，孔兼再从弟仕廉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于嗣昌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嗣昌子汉翔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汉翔子枋雍正二年（1724）进士，枋子敏中乾隆三年（1738）状元，敏中曾孙尚龄道光二年（1822）进士，于采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采族侄振雍正元年（1723）状元，振子雯峻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溧阳狄氏家族亦是人才济济，进士累及。狄敬顺治六年（1649）进士，子亿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亿孙宽乾隆十年（1745）进士。上列诸家族科举兴旺之景象，正表明家族文化积淀之深厚，这对于地域文学之发展，贡献亦大矣。 　　　

平等男女教育，家族才女出众

镇江家族中有不少一门才女的现象，都有诗文集子传世，这无疑体现了这一地区比较重视女子教育的进步思想与开放意识。如乾嘉时期镇江鲍皋之妻陈蕊珠，女鲍之兰、鲍之惠、鲍之芬皆善诗。陈蕊珠有《课选楼遗诗》1卷，并帮助其夫鲍皋编校《海门初集》诗稿；长女鲍之兰有《起云阁诗钞》4卷；次女鲍之蕙有《清娱阁诗钞》6卷，她是袁枚的入室女弟子，诗作颇受性灵说影响；三女鲍之芬有《三秀斋诗钞》2卷。鲍皋子鲍之钟将其母及胞妹的诗集辑为《京江鲍氏课选楼合稿》13卷，是为光绪八年（1882）家刻本。丹徒嘉道年间王豫一门中女诗人亦多有诗集传世。王豫之妹王琼，幼即能诗，颇有才气，著有《曲江亭唱和集》1卷、《爱兰轩诗选》、《名媛诗话》8卷；长女王乃德有《竹静轩诗选》、《竹静轩诗话》；次女王乃容有《浣桐阁诗选》、《浣桐阁诗话》。王氏三女，既是诗人，又是诗评家，实乃高人一筹，难能可贵。丹阳贺氏家族中还出现了一门女词人的喜人景象。明末清初与张溥、杨廷枢执复社牛耳的贺裳，不仅以《载酒园诗话》、《皱水轩词筌》等诗词评说名世，而且以其女儿皆擅填词为人称道。贺洁，字靓君，有《漱水词》；贺禄，字宜君，有《奁余诗词稿》；以及后为女尼名舒霞的贺元瑛，字赤浦，也有作品传世。 　　　

独擅其业，专门家族

镇江地区的医学世家与绘画世家声名远播，令人惊羡。在医学世家中，金坛的储氏与京江的何氏尤为著名。

金坛儒林镇储氏家族从二十九世孙储孟才（号文起，1610-1679）起，至四十世孙储志远（字凤楼，1894- ？），即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十二世的三百余年中，该家族中均以从医为业。医德高尚，医术高明，尤精妇科，举世瞩目，四面八方，慕名求医，所谓“云髻弓鞋，舟车自远而至”，“浙皖诸省、莫不来求。”储氏医学声誉何以如此之高？一方面是对医疗事业的执著追求，医风淳朴，代代传承；一方面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储孟才、储公弼、储光庆、储廷玉、储士材等，皆是由儒入医者。他们行医前读过大量儒家经典，行医过程中，儒家“以人为本”的仁爱思想亦就自然体现出来。储氏代代恪守的行医宗旨为：“以敦本崇实为学，以济人救世为心”。不仅如此，储士材等在行医之外，还热衷公益事业。尝捐千金修桥，又慷慨赈饥，劝农桑，设保卫，斥巨资助学，凡乡党宗族之事，无不引为己任，委实是闻名遐迩、为人称道的“儒医”。

与金坛儒林镇储氏一样，京口何氏一族也是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儒医”。京江何氏自宋何公务隐居京口为何氏一世祖，至清嘉庆道光年间，其二十一世之子孙历代行医不绝，“能阐传家学”。明张大复曾对何氏之医学勋绩作过高度的评价，云：“润有何继充，遂令城内外无余舍，水次无余坞，老少妇女无余闲。舆无停晷，爨无停薪，手无停批，口无停答，殆骎骎在世医王、山中宰相矣”。极其生动地描述了八方求医者云集何门的空前盛况，尤其是“在世医王、山中宰相”之隆誉，更突出了何氏医学的崇高地位。

镇江的张氏家族中，出现了一门画家的文化现象，京口画派的开创者张崟家族，便是典型之例。张崟之父张自坤，曾经营张升大布庄，平素嗜书画，精鉴别，多蓄古人真迹。以善花卉画而闻名，与当时的诗书名家王文治等过从甚密。张崟与从兄张铉（女诗人鲍之蕙丈夫，鲍皋二婿）俱以诗画著名京江。尤其是张崟，擅长山水画，且多以松树为主角。他与京江画派另一位擅长画柳的顾鹤庆并称为“张松顾柳”。蒋宝龄《墨林今话》评价张崟是“诗画著名京口，花卉、竹石、佛像，皆超绝，而尤擅山水，自文、倪上窥宋元，高自位置，下笔便思千古，有镇江派之目”。张崟传世的山水作品多以本色风景为多，如《润州十二景》册、《招隐幽趣图》、《鹤林烟雨图》、《山静日长图轴》、《草木生云图轴》等。张崟子张深，画学家传。初学花卉，气味静穆，得恽南田神韵。后入都馆藩邸十余载，尤工山水，画名益著，有《华阴长卷》传世。

注重文化积累，倾力编纂家集

镇江的文化氏族，尤其是世代久远的望族，一般都十分注重本家族成员诗文的结集与汇刻。目的是起到保存文化，传承文脉，兴旺家族，促进文化交流和发展。

清咸丰年间丹徒举人戴燮元，尝补内阁中书，升户部郎中，精勾稽，严考核。工诗，南海李长荣《柳堂师友诗录》称其诗云：“少梅（戴燮元之字）郎中所赋诗言简有物，伦纪甚笃。五律清苍，王长朴挚渊微，觉去古人未远。”他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编辑家，编有大型戴氏家集《瑞芝山房诗钞》8卷、《文钞》8卷，见《丹徒戴氏丛刻》本。《诗钞》刻于光绪元年（1875），《文钞》刻于光绪三年（1878）。《诗钞》辑京口戴氏五世25人之古今体诗（光绪八年又刻《瑞芝山房诗钞》不分卷，书后收戴燮元《家传》1篇，《悼亡诗》30首，并附其妻钱苓芬诗词集《竹溪渔妇》1卷）。《文钞》辑京口戴氏五世17人之文，包括散文骈文经解词赋等。

京江张氏家族更是一大望族，自张玉书大学士之出，其门望尤为权重一方。光绪年间丹徒进士张学华曾编有《京江张氏家集》10卷（民国松荫堂刻本）。张学华在谈到自己收集整理家族文献材料时说：“先集存目约数十种，今传者寥寥。兹集网罗散佚，……吉光片羽，零落仅存，间从郡邑志暨国朝诸家诗选以及零缣残墨，亦得缀拾一二。凡可甄录，悉为著录。”

家集中一般都为诗文总集者偏多，但也有以文体与性别来分类编辑丛书者。如上文提及的戴燮元编集的《瑞芝山房诗钞》8卷、《瑞芝山房文钞》8卷。鲍之钟为其母及三胞妹之诗编辑的《京江鲍氏课选楼合稿》13卷（光绪八年家刻本）。嘉庆年间姜曾编辑的《云阳姜氏家珍集》14卷，此书辑录丹阳姜氏一家诗歌，时间跨度上自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举人姜宝始，下至嘉庆年间姜曾撰从倒姜紫文止，共收录33人之诗，少的1~2首，多的如姜大澄（字元辉）、姜大申（号南野）等均载录2卷，前者存149首，后者存219首。又如姜彦淳，集中收其诗127首。 　　　

藏书成风，著述如林 　　　

丰富之藏书，恭正之学风，成就了文化家族学术事业的辉煌。被江南藏书家周子美先生誉为“京口三大藏书家”的陈庆年、丁传靖、鲍鼎便是最好的典型。

陈庆年（善余），一生“只愿讲学不做官”，先后在湖北、湖南、江苏等地讲学近40年。他先后充任过张之洞、端方的幕僚、担任过江楚编译局主办、江南通志局总纂、长沙图书馆监督、湖北译书局总纂、江南图书馆坐办等职。一生与书本结缘，尤其酷爱藏书。其“横山草堂藏书楼”藏书多达10万册20多万卷，居镇江藏书家之冠。陈庆年藏书既富，著述亦巨，一生著述50余种凡千余卷。其主要著作，经史方面有《古香研究经室笔记》，《通鉴纪事本未要略》等；农事、地理方面有《丹徒农事说》、《元代疆域图》等；兵事方面有《柏举战史》、《兵法史略口义》；治谱方面有《吴勤惠公年谱》、《苏魏公年谱》等；地方掌故方面有《宗圣志》、《西石城风俗志》等。他还编写了不少高质量的教科书。如：中国历史标明“教科书”的第一部教材《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高校第一部战史教科书《兵法史略学》，被张之洞推为“古来兵家未有之书”。陈庆年对乡土文献的整理贡献尤多，曾从杭州八千卷楼藏书中辑出大量的乡土文献。对其中价值很高的12种唐人诗集、宋人诗令、元人日记、明清文集等详加考证，撰写序跋，汇编成《横山乡人丛刊》。其《横山乡人类稿》、《西石城乡土学》、《西石城乡土志》等均为乡邦文献之宝。由他整理并重校的宋《嘉定镇江江志》、元《至顺镇江志》，对后人作用甚大。由此观之，他是名副其实的“腾踔百家”（唐文治赞语）的“江东大师”（张之洞赞语）、“冠民国儒林之军”的“江苏学者”。“陈庆年这一顶顶光彩夺目的桂冠，正是他大量藏书与辛勤笔耕的结晶。

丁传靖（秀甫），著名史学家、诗人、戏剧家，一生喜欢购书藏书。任职京师期间，常去琉璃厂、海王村及书市去搜寻古籍，日积月累，其白雪庵藏书楼中竟达两万卷之多。丁传靖桑梓情深，临终前嘱咐后人归葬故里，并要求三子丁家瑗（蘧卿）将其所藏16000余册古籍及其科稿、碑贴、字画、扇面等捐赠地方公藏，其中古籍4442册及碑贴等损赠镇江市图书馆，古籍11522册及字画、扇面等捐赠镇江市博物馆。丁传靖如此丰富的藏书基础，加之转进不息的刻苦精神，其一生著述甚为繁富。

鲍鼎（扶九），柳诒徵的舅表弟，能诗文，精研文字、音韵和考证之学。鲍氏乃镇江望族，祖上藏书本就十分丰富。鲍鼎继承了祖上嗜好藏书之传统，到上海蟫隐庐书店和中国书店任编辑后，版本目录之学日精，出版文化界关系日熟，异书珍本多可捷足先得。因工作之便，更有利于他广购博藏各类图书，家中最多时达四万册。鲍鼎藏书的特点，不在版本的贵重，而在品种的繁富。上自《永乐大典》零本，下至弹词、宝卷、野史、小名家诗文等，应有尽有，而金石、考古、音韵书籍尤为其所重，《广韵》、《集韵》、《玉篇》各种版本一应俱全。《切韵指掌图》就收集到二三十版本，《续方言》、《新方言》也有十多种版本。他还收有唯一的一本宋版书《通志?七音略》收有《康熙镇江府志》（据说全国仅存两部）、《满文西厢记》、《满文三国演义》等十分难得之书。此外，更有不见著录的孤本《皇明女史》，与传世刻本多有不同的抄本《酌中志》、《顾亭林诗》、不见于已出石印本《翁文慕公日记》的翁同龢日记稿本三册，不见于胡士莹、谭正壁、赵景深诸家著录的抄本弹词《双玉狮》等。还有珍贵的名人手稿如常州学者洪亮吉的《汉魏音》稿本一卷，常塾女诗人席佩兰诗稿两本，镇江诗人李御《八松庵十三吟草》手写本一册，柳诒徵手抄李竟成的《光复镇江始本记》的本子等，都为鲍鼎所藏。

鲍鼎既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著作家。他24岁时著《国朝金文著录表补遗》二册，这是对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的考订补充，王氏原书著录4292种，鲍氏增补为7143种，较王著多出2800多种。他30岁时因考订甲骨真伪而为日本学者所折报，因此被收录于日人编纂的《支那名人辞典》里。故其表多柳诒徵即以“三十声华四海知”之诗句贺其30岁生日，敬佩其非凡才华。他的著作主要有：《默庵所著书》（10余种，如（《春秋国名考释》、《张夕庵先生年谱》、《朱子金石学》等）。他为养家糊口，不得不替人提刀以换取报酬。如署名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片》（18巨册）、《善斋吉金录》（28巨册）二书，以及署名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简编》等书，均是出自鲍鼎之手。晚年回家乡镇江绍宗藏书楼工作，花3年时间将9万多册古籍图书全部分类、造册，还编写了该楼善本书目与镇江人士著作目录，撰写了《京江画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