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在手工业的发展上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自远古时期起，江苏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长期在中国手工业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纺织、冶铸、制盐、造船及陶瓷制造等关键行业中，江苏手工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这一演进历程不仅见证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且对塑造地区文化特色和推动社会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先秦时期：手工业初具规模

在新石器时代，江苏的手工业发展以陶器、石器、玉器及纺织品等方面的制作为主。首先，在陶器制造方面，以马家浜文化为例，陶器大多为红陶和泥质陶，种类包括炊器、食器和水器，造型多样且功能明确，虽然还处于陶器的初级制作阶段，但工艺水准明显高于同时期其他地区。[1]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的陶器技术有所提升，陶器种类增加，尤其在良渚文化时期甚至出现了薄如蛋壳的黑陶，以及漆绘弦纹、丝绞纹陶器。[2]而在淮河流域的青莲岗文化、龙虬文化以及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中，也发现有部分彩陶，纹饰更为复杂多样。其次，在石器制作方面，马家浜先民制作有石斧、石锛、石锤等生产工具。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的石器制作技术水平提高，石器形制更加精细，功能更加多样，以有段石锛和穿孔石斧为代表。第三，在玉器制作方面，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玉器主要用于装饰，包括玉玦、玉环等，至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神人兽面纹玉琮”、玉钺、玉璧等玉器。此外，新石器时代江苏的手工业还包括对纺织品的制作。马家浜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纺织工艺。苏州吴中区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地层出土的纺织物残片，经鉴定发现其中的纤维原料为野生葛，织物为纬起花的罗纹织物，属于我国出土的最早纺织物实品。[3]与此同时，江苏地区的先民还使用骨、角、牙、竹、木等材料制作各类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展现了这一时期手工业的实用性。

夏商西周时期，江苏的手工业在青铜冶铸、制陶、纺织、车船制造和琢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在青铜冶铸方面，《尚书·禹贡》记载扬州地区“厥贡惟金三品”。由此可见，古扬州有向中原王朝进贡“金三品”的传统，其中就包括铜制品的进贡，这从侧面印证了当时江苏地区已出现铜器冶铸业。从考古勘探活动来看，在连云港的藤花落遗址岳石文化层中发现有青铜削的痕迹[4]，在江阴花山遗址马桥文化层中存在部分青铜炼渣[5]，在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点将台等商代遗址出土了小件青铜器和炼渣，并伴有坩埚片、矿石、陶范、石范等冶铸遗物[6]，这均可证明江苏在夏至商早期就已存在青铜冶铸业。在南京锁金村、北阴阳营等遗址中还发现了异于中原地区的陶钵与陶勺等冶铜器具[7]，体现出这一时期江苏青铜冶铸业的地方性特征。在制陶业方面，以苏北的岳石文化、宁镇的点将台文化、江南的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为代表，陶器的类型以灰陶、黑陶、红陶为主，纹饰种类相较之前更为多样，湖熟文化还发现了呈浅茶色釉色的原始瓷器的制作。在纺织业方面，《尚书·禹贡》中记载徐州地区“厥篚玄纤缟”，扬州地区“厥篚织贝”，玄纤缟即纬纱为黑色、经纱为白色的丝绸，织贝意为像贝的纹彩一样的织锦。此外，当时的车船制造业也有所发展，以常州武进淹城出土的独木舟，苏北、宁镇地区的铜车饰品和陶车模型为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江苏手工业的发展以青铜铸造和陶瓷制造为代表。青铜铸造方面，首先，以剑、戈、矛为代表的青铜兵器以其卓越的工艺和设计，享誉全国；其次，青铜农具的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在苏南地区被广泛使用；此外，刻纹铜器的创新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春秋晚期出土的30件薄胎刻纹铜器几乎全部发现于吴国墓葬。该时期的陶瓷手工业也独具特色。春秋时期，吴国的陶瓷工艺在诸侯国中独树一帜，其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发现，不仅标志着当时陶瓷技术的先进性，也反映了吴越地区特有的文化特征。印纹硬陶以其坚硬质地和几何图案装饰著称，而原始青瓷则以其高温烧制、低吸水性和金属声响的特质，预示着成熟瓷器的诞生。从春秋早期至晚期，原始青瓷的流行度逐渐超越印纹硬陶，其器型规整、釉色青润，成为苏南吴越地区陶瓷艺术的典范。

二、秦汉时期：成为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柱

秦代和西汉时期，江苏地区的多项手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纺织业方面，江淮农村普遍种植桑麻，养蚕织帛，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产体系。据《史记》记载，韩信在发迹之前曾遇到过“诸漂母”，《史记》集解引韦昭曰：“以水击絮为漂，故曰漂母。”该时期出现了一群以制造丝绵为生的女子，说明纺织业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活动。泗洪县曹庄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刻画的“慈母投杼图”，更是体现出该时期淮河下游一带纺织工艺的先进。煮盐业方面，盐作为重要的手工业产品，在江淮地区的生产历史悠久。《史记·吴王濞传》中记载，吴王刘濞在境内广招天下亡命之人，铸钱煮盐，使得“以铜、盐故，百姓无赋”。汉武帝时期，刘胥被封为广陵王时，曾有记载“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可见西汉时期江淮地区煮盐业的发达。铜器冶铸业方面，吴王刘濞经营吴地期间，“即山铸钱”，江苏的铜器冶铸业随之蓬勃发展，出土的铜镜、铜剑等器物质量优良，工艺精湛。扬州东风砖瓦厂、盱眙汉墓等地出土的汉代铜镜[8]，不仅数量多，而且纹饰复杂，制式多样。特别是扬州东风砖瓦厂出土的规矩镜[9]，其鎏金工艺和纹饰设计展现出汉代时期铜器制造的高超技艺。并且该时期的铜器冶铸业已有规范，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临淮郡的盐渎、堂邑及广陵国都设有“铁官”，经营冶铁手工业生产。根据考古发现，在六合李岗楠木塘[10]、徐州利国驿[11]、泗洪县石桥[12]等地发现了汉代的冶铁遗址和铁器。此外，当时江苏的铁器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还曾运往江西[13]、广西[14]等南方地区。

江苏的漆器业和陶瓷业在西汉时期也有进步。漆器业方面，仅扬州邗江姚庄西汉墓就出土了131件漆器，既包含案、几、盒、奁、枕、盘等生活用具，还囊括盾、弓、驽、箭等兵器。[15]陶瓷业方面，出土的汉代陶器在造型、施釉、彩绘和烧制技术方面均有显著进步。如盱眙东阳汉墓出土的陶器，采用高烧制火候制作釉陶和灰陶，部分还带有绿釉[8]；扬州东风砖瓦厂汉代墓群出土了28件釉陶均为硬质陶，采用上层施青釉、下层露胎的搭配，釉色为青中泛绿或泛黄两种[9]，体现出江淮区域独有的制陶业特色。

东汉时期，苏北和苏南两个区域的手工业发展都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在纺织业方面，苏北地区，今徐州市铜山区伊庄、徐州市贾汪区青山泉白集、沛县留城和泗洪县曹庙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均有纺织图像，绘有织机和纺织工人操作的场景，展现了织机的结构和操作细节。此外，扬州仪征及连云港等地出土的汉墓中发现了随葬的遣策衣物券，记录了绮、绢、绫、锦、缣等丝织品，花色包括白、皂、黄、绿、青、红等色。在苏南地区，当地重视桑麻的种植和纺织技术的推广。会稽郡生产的细质麻布“越布”成为高质量纺织品的代表，《后汉书》载：“陆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喜着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越布在东汉时期还成为了皇宫的特殊赏赐品，《后汉书》中记录了汉明帝驾崩后，马太后赐予众人的赏赐品中就包含越布，“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

冶铸业方面，在苏北地区，徐州市铜山区东汉墓出土的“五十湅”钢剑[16]代表了当时的铸钢技术已有发展，扬州邗江甘泉2号广陵王墓出土的铜牛灯、铜带钩等器物[17]，显示了该时期铸铜技术的进步。在苏南地区，铁器的生产得到了广泛应用，铁刀、铁剑、铁斧等铁器在南京、常州、无锡、常熟等地都有出土。同时，苏南地区铜矿资源丰富，如丹阳铜以其优质而闻名，铸造出的铜镜、铜器在全国享有盛誉，“白金，银也。赤金，丹阳铜”[18]。会稽郡生产的铜镜工艺精湛，东汉时期会稽郡成为铜镜工艺的中心，其镜面上的纹饰美观具立体感[19]，体现了苏南地区独特的工艺风格。

陶瓷制造业方面，苏北地区的泗洪城围子故城、盐城三羊墩等地发现了陶窑遗址和大量陶器。其中盐城三羊墩东汉墓出土的釉陶和硬质陶，施釉技术和烧制温度较高[20]，形同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过渡的制品，反映了该时期的陶瓷工艺水平。苏南地区，江南青瓷的烧造技术日趋成熟，与北方瓷器相比，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丹阳东汉永元十三年墓出土的青瓷壶[21]，南京和镇江等地东汉墓出土的青瓷盂、碗、罐等，显示了该时期青瓷制作技术的高水平。

此外，漆器制造业在东汉时期继续发展，苏北地区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漆器。徐州土山彭城王墓和扬州甘泉山东汉广陵王墓等地出土了大量华贵漆器，这些漆器的胎骨制作技术和装饰工艺不断改进，金扣、银扣和平脱工艺在漆器上的应用，使漆器更加美观和耐用。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继续发展

三国时期，江苏地区的手工业在造纸、冶铁、造船、制瓷等方面取得了进步。造纸业方面，纸张在产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升，使用的原料种类增加，并改进了加工制造技术，广泛采用桑皮、藤皮和竹纤维造纸。当时江苏地区也是麻纸的主要产地之一，如扬州所产的六合麻纸。北宋米芾在《十纸说》中提到：“六合（今扬州附近）纸自晋已用，乃蔡侯渔网遗制也。网，麻也。”这表明早在晋代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麻纸。冶铁业方面，铁矿资源主要分布在江苏丹阳等地，官府控制的冶铁业主要生产兵器，《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丹阳地势险阻……山出铜铁，自铸甲兵。”造船业方面，因战争频发，吴魏两国均建造了大量战船和大型船只。《水经注》记载吴国曾建造一艘巨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魏国也在魏文帝时期，“天子自将以舟师征吴，戎卒十余万，连旌数百里”[22]。制瓷业方面，吴国大量生产青釉瓷器，制作工艺精美，青釉瓷器在江苏各地广泛出土。

两晋时期，江苏手工业在金属冶铸、纺织、陶瓷、造纸和造船等方面都有发展。金属冶铸业在苏南地区蓬勃发展，铁器和青铜器制作技术进步显著，在建康、广陵等地生产出大量优质的农具和兵器。纺织业方面，江南地区的葛布和帛的生产量大幅增加，成为重要的商品。东晋末年，刘裕灭后秦后，将关中大量技工迁至建康，并设立“斗场锦署”管理，进一步充实了苏南纺织业的人才力量。陶瓷业特别是青瓷生产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东晋时期的江苏地区已能够生产出质地细腻、造型美观的青瓷器。造纸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建康、广陵等地成为南方造纸的中心，晋代的造纸工艺相较于汉代有了显著的提升，所制纸张色泽更为洁白，质地更加平滑细腻。纸张的结构更为紧密，纤维束显著减少，纸张表面呈现出清晰的帘纹纹理。晋纸的纤维帚化度在某些情况下高达70%[23]，其精细度几乎可与现代机制纸张相媲美。造船业方面，刘裕所率水师改制了一种“蒙冲小舰”，在军事上的作用显著，“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羌见舰泝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24]。

南北朝时期，江苏的手工业发展迅速，尤其是在纺织业、冶铁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瓷业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纺织业方面，由刘裕建立的斗场锦署，极大地推动了扬州和南徐州（镇江）的丝织业发展。丝织品产量不断增加，甚至在军队中广泛使用。民间丝织业也繁荣发展，生产效率高，产品种类丰富。除了丝织品，麻织品在南朝纺织品中也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南方气候适宜，苎麻成为南方纺织业的重要原料，麻布因其轻爽透气的特点，深受欢迎。冶铁业方面，江苏地区的冶铁业在南北朝时期重新兴盛起来。汉晋之际出现的灌钢法炼钢已趋于成熟，并在南朝的扬州、南徐州一带开始得到推广，钢的质量和产量大幅度提高。造船业方面，南北朝时期江苏充分利用其地理优势，推动造船业的发展。南方频繁的战事促使船只的性能提高、载重量增加、航行速度加快，增设了许多进攻性装备。《南齐书》中记载祖冲之“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官营造船业规模宏大，形成了庞大的船队，为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持。造纸业方面，染色纸特别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黄纸因其防虫防蛀的功能在政府公文和文人著作中广泛使用，并逐步取代了简牍帛书，成为基本的书写材料。制瓷业方面，江苏宜兴的义兴均山窑成为南方制瓷业的中心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生产的青瓷制品造型美观，纹饰丰富，成为江南瓷器制造业的主要基地之一。制盐业则在南兖州沿海地区繁荣发展，盐城自东晋末年正式更名为盐城，这一带的制盐历史悠久，盐业生产规模扩大，所制之盐远销四方，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四、隋唐宋元时期：成为全国手工业的重要中心

隋唐时期是江苏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唐代江苏的制盐业尤为发达，成为全国主要的盐产区。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被任命为盐铁使，全面负责盐务，他制定了榷盐法，推动了江淮盐业的迅速发展。此外，刘晏在任盐铁使期间，“上盐法轻重之宜”[25]，对江淮海盐的生产和销售体系进行了整顿，进一步促进了制盐业的发展。造船业方面，扬州和润州（治今镇江）成为全国主要的造船中心，刘晏为督办盐铁转运，在扬子县设置了十个造船厂，“乃于扬子县置十船场，差专知官十人，不数年间皆致富赡”[26]。此外，在唐德宗建中年间，面对李希烈的叛乱，德宗皇帝不得不四处流亡。为了筹备皇帝的南下行程并威慑叛军，镇海军节度使兼润州刺史韩滉采取了果断措施，“造楼舰三千柁，以舟师由海门大阅，至申浦乃还”[27]，由此可以看出润州地区当时具备生产大规模船队的条件。纺织业方面，润州和苏州的丝绸制品因其精美的工艺和优良的质量而享誉全国。漆器制造业方面，江苏出产的漆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成为贵族和富商追捧的奢侈品。

宋代是江苏手工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该时期两淮的制盐业继续保持其重要地位，产量大、质量高，是全国重要的盐产区。位于徐州市铜山区的利国监遗址曾是北宋时期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北宋初期，这里设立了官营铁冶工场，名为“邱冶务”。随着时间推移，至北宋中叶，工场扩展为利国监，下辖8个冶务，至元丰年间，已发展至“三十六冶”[28]。该时期丝织业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以其精细、紧密和轻盈的特点广受赞誉。苏州成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生产的丝绸织品种类繁多，质量上乘，远销海内外。在质量方面，宋代的丝织工艺显著超越了唐代，其产品不仅种类丰富，各地区还拥有各自的知名丝织品牌。宋代漆器以简约的色泽和创新的样式著称，其单色漆器尤为流行，与唐代的华美装饰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一种简洁清新的美学风格。江宁（今江苏南京）等地成为当时著名的漆器生产中心。此外，宜兴的紫砂陶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1976年在宜兴丁蜀镇的羊角山发掘出一条宋代龙窑窑址，出土了许多紫砂陶残器。[29]紫砂泥以其卓越的可塑性而闻名，成型后的胚体不仅结构坚固，而且在干燥和烧制过程中的收缩率极低。这些特性为紫砂工艺提供了极大的创作自由度，使得紫砂制品能够展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丰富的色彩和流畅的线条。紫砂陶制成的壶和罐是主要的产品，而泥片镶接成型法的引入，为宜兴奠定了其作为陶瓷之都的历史地位。

元代是江苏手工业发展的稳定期。制盐业继续保持其重要地位，是全国重要的盐产区。丝织业在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苏州、扬州等地的丝绸织品因其质量上乘而广受欢迎。造船业也继续保持其重要地位，生产的船只种类多样，技术先进，不仅用于国内的漕运和航运，还参与海外贸易。印刷业在前朝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在江淮地区，进步尤为显著。元代印刷业的繁荣主要体现在书院、学校以及民间的印刷活动上。平江地区以其出产的茧纸而闻名，这种纸张质地细腻，色泽如蜡，两面均光滑透亮，特别适合用于抄写《大藏经》等重要文献，这些作品因而得以流传至今。元朝政府亦高度重视印刷业，多次委托江淮地区的地方政府印制农业书籍和儒家经典著作。此外，宜兴的紫砂陶在这一时期继续兴盛，成为江苏陶瓷业的重要代表。

五、明清时期：纺织业、制盐业、造船业、印刷业等全国领先

明代江苏各地手工业发达，其中最主要的手工业有纺织业、制盐业、造船业、刻书印刷业，均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丝织业中心。南京是官营丝织业的中心城市，生产的丝织品包括缎、纱、罗、绢等。南京内织染局和供应机房是明代官营织造的主要机构，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如锦缎、素缎和金银线织成的彩色妆花缎，精工细作，广受欢迎。朝廷除在南京设有织染局，苏州、常州、镇江等地也设有织染局，每年制造数目都有规定。随着南京官营丝织业的发展，丝织技艺逐渐传播到民间，形成了纺织品市场。明代南京民间丝织业的规模和产量甚至超过了官营丝织业。苏州的丝织业也十分发达，成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城市之一。苏州织染局的建立和扩建，使得苏州的丝织品生产能力大幅提升。苏州出产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质量优良，广受欢迎。苏州丝织锦缎如海马、云鹤、宝相花、方胜之类，“五色眩耀，工巧殊过，犹胜于古。宣德间，尝织《昼锦堂记》如画轴，或织词曲，联为帷障。又有紫白落花流水，充装潢卷册之用”[30]。

制盐业方面，明代江苏地区主要生产海盐，隶属于“两淮盐区”。淮河南北两岸分别构成了淮南和淮北两大盐区，所产之海盐统称“淮盐”，以其粒度饱满、色泽洁白而闻名遐迩，享誉国内外。两淮地区的盐产量极为丰富，市场覆盖广泛，为明代政府的财政收入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明代初期，南京的龙江船厂是全国最大的几个造船厂之一，是郑和下西洋所用船舶的主要造船地。至明永乐年间，明廷于淮安清江浦地区修造了清江督造船厂，极大地推动了内河漕船制造业的发展。

刻书印刷业方面，苏州成为全国四大图书集散地之一。在苏州阊门地区，众多刻书印刷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一个繁荣的文化产业集群。据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的深入考证，明后期苏州拥有37家书坊，它们不仅印制的书籍数量庞大，而且品质上乘，深受全国各地读者的喜爱。在这些书坊中，苏州的袁褧、昆山的叶盛、吴县的黄省曾兄弟以及长洲的陈仁锡等，都是声名远播的刻书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府常熟县的毛晋，其“汲古阁”堪称民间刻书业的璀璨明珠，清初文人吴伟业赞誉道：“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搜求遗逸悬金购，缮写精能镂板工。”[31]这不仅反映了毛晋对刻书艺术的执着追求，也展现了当时苏州刻书印刷业的卓越成就。

进入清代，江苏手工业继续保持繁荣发展态势。苏州的丝织业达到了鼎盛时期。苏州的丝织品种类丰富，包括缎、纱、罗、绢等，质量上乘，广销国内外。清代苏州的织染局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生产的丝织品主要供应宫廷和官府使用。棉纺织业也有了新的发展，随着棉纺技术的进步，江苏的棉纺织品种类和质量不断提升。苏州和南京是棉纺织业的中心，生产的棉布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还远销全国各地。至雍正、乾隆时期，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不啻万家”[32]。在制盐业方面，清代江苏的制盐技术有了显著进步，晒盐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煮盐法，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量。两淮盐区仍然是全国重要的产盐区，淮盐因其粒大色白而广受盛誉。清康熙年间，两淮地区已有“天下盐课两淮最多”[33]的著称，淮盐对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造船业方面，江苏的造船厂主要集中在苏州、扬州、镇江等地，承担了大量漕船和海船的修造任务。江南的船舶制造业不仅满足了内河航运的需求，还为海上贸易和军事用途提供了重要支持。素有江南名船之称的“沙船”也在清代广为流行，时人称道：“江南海船名曰沙船，以其船底平阔，沙面可行可泊，稍搁无碍。”[34]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篮等船只平衡装置也在这一时期在沙船上得到广泛采用。在清代，随着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书籍逐渐成为文化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州、金陵（今南京）、常州、无锡等城市，民间的刻书印刷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正如清代学者王士祯所言：“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盛行。”[35]这些地区的刻书印刷业不仅在技艺上达到了高水平，而且在文化传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书坊所出版的书籍种类繁多，包括了小说、戏曲、唱本、医方、星占、类书以及日用杂书等，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也反映了民间的生活面貌和社会风俗。这些书籍作为通俗读物，深受大众喜爱，促进了当时知识与文化的广泛传播。

六、江苏手工业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

江苏手工业在各个历史时期不仅对当地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还通过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部分手工业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其文化价值和技艺通过遗产保护和现代工艺的融合得以延续和发扬。

纺织业自古以来就是江苏手工业的代表之一。两汉时期，纺织业在江淮地区普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产体系。这不仅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经济的繁荣。纺织品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还远销全国各地，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了技术的进步，如织机的改良和染色工艺的提升，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纺织品作为重要的贸易商品，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还通过丝绸之路等途径远销海外，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现代，江苏的纺织工艺继续传承并创新，如苏州刺绣不仅在国内外展览中频频获奖，还通过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走向更广泛的市场，展示了传统手工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与发展。

陶瓷业在江苏手工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自新石器时代起，江苏的陶瓷制作技术不断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陶瓷工艺更是独树一帜。江苏的陶瓷不仅在国内市场上享有盛誉，还通过贸易远销国外，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陶瓷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矿业和运输业，同时也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如釉料的改良和烧制工艺的提升。陶瓷产品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还作为艺术品在社会上层中广泛流传，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现代，宜兴的紫砂陶依然保持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制作工艺，不仅是收藏家追捧的对象，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展现了传统手工业在现代社会中的持续影响力。

制盐业是江苏古代手工业中重要的行业之一。自古以来，江淮地区的盐业生产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盐不仅是当地的重要商品，还通过发达的水运系统销往全国各地，为国家财政收入作出了显著贡献。制盐业的发展推动了技术进步，如晒盐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盐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盐作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保障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现代，江苏的制盐业不仅延续了传统的生产工艺，还通过现代科技的应用，提高了盐的生产效率和质量。

此外，造船业在江苏手工业史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自夏商西周时期开始，江苏的造船业逐渐发展，吴国的造船技术达到高峰。江苏的造船业不仅满足了内河航运的需求，还为海上贸易和军事提供了重要支持。造船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木材加工和金属冶炼，同时也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如船只设计和建造工艺的改良。造船业的发展对交通运输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和人员流动，促进了文化传播和社会进步。现代，江苏依然是中国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苏州、扬州等地的造船厂不断发展壮大，不仅为国内的航运和贸易提供了有力支持，还参与国际船舶市场的竞争，展现了江苏造船业的强大实力和持续创新能力。

手工业的传承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文化精神的延续。江苏手工业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的载体，更是江苏乃至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象征。工匠们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积极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和科技手段，使得这些古老技艺在当代社会中不仅得以保存，更展现出了新的活力。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宋锦织造技艺、扬州漆器髹饰技艺、兴化木船制造工艺等得到了有效传承和发展，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这些技艺不仅保留了传统手工艺的精髓，更通过文化传承和创新，展现出新的风采。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沿江地区传统工艺高质量发展研究”（22FYA002）、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CX23_3806）、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CXJJB23018）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陈梦玲，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杨柳，江苏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栏目编辑：王魁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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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纪仲庆.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J].文物,1981（11）.

[18]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史记:卷30 平准书[M].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校刻本.

[19]孔祥宏.东汉时期荆扬二州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4）.

[20]袁颖,黎忠义.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清理报告[J].考古,1964（8）.

[21]刘兴.江苏丹阳东汉墓[J].考古,1978（3）.

[22]沈约.宋书:卷30 五行志一[M].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校刻本.

[23]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53.

[24]沈约.宋书:卷45 王镇恶传[M].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校刻本.

[25]刘远可.群英待问会元:卷79 财计门[M].明丽泽堂活字印本.

[26]朱国盛纂.徐标续纂.南河志:卷12[M].明天启刻崇祯增修本.

[27]卢宪.〔嘉定〕镇江志:卷3[M].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28]吕祖谦.宋文鉴:卷55[M].南京: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宋刻本.

[29]蒋雍君.传统紫砂工艺[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34.

[30]林世远修.王鏊纂.〔正德〕姑苏志:土产[M].明正德刻嘉靖续修本.

[31]程穆衡笺.杨学沆补注.吴梅村诗集笺注:卷3[M].清保蕴楼钞本.

[32]沈德潜,等.〔乾隆〕元和县志:卷16 物产[M].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33]赵尔巽.清史稿:卷129 食货志[M].1928年清史馆排印本.

[34]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48 户政二十三[M].清光绪十二年（1886）武进盛氏思补楼重校本.

[35]王士祯.居易录:卷14[M].清康熙四十年（1701）刻雍正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