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一向被称为兵家不争之地的南通，纷纷新建、加固城墙，不但通州城（今南通）扩建新城，海门、如皋县城新建了城墙，海安镇及吕四、余东等盐场也重建或新建了城墙，原因何在？

倭寇作乱荼毒江海

倭寇是明朝一大祸乱。特别是明嘉靖年间，倭寇动辄纠结成千上万人攻城略地，烧杀抢掠，从山东到广东，整个沿海乃至安徽等地均遭倭寇蹂躏。南通地处长江入海口，这里是倭寇登陆北犯和沿江内侵的重要通道，可谓咽喉之地，是扬州府和南京的屏障，因此深受倭寇侵害。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初二，3000多倭寇围攻通州城20多天，尽管形势一度危急，三处瓮门几乎被焚毁，但在城内军民的坚守和外部军队的支援下，州城得以保全。

承平较久的明朝政府从最初的混乱中逐步缓过神来，调整军事部署和兵力配备，委派总督胡宗宪统一负责南直隶和浙广抗倭事宜，进而展开了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在浙、闽等地领导的抗倭斗争。南通地区，参将解明道、兵备副使张景贤、巡抚郑晓、少司马李遂等抗倭有功官员被载入史册，淮扬兵备副使刘景韶、游击将军邱升，以及壮士曹顶更是成为南通人熟知的抗倭英雄。经过数年的清剿，嘉靖三十八年（1559）以后，沿海地区虽仍有零星的倭寇骚扰，但大规模的倭患逐渐荡平。

有赖于城墙坚固，自嘉靖三十三年（1554）以后的数年间，倭寇多次攻击通州城均未果，城内人员与财产没有遭受直接损失，但城外则损失惨重，可谓有城则守，无城则毙，城墙的庇护作用进一步凸显。因此，城防工程的建设得到空前重视。

修旧扩新通州城

通州自后周显德五年（958）设立后就开始筑土城，第二年在外表加砌陶砖。当时的通州城墙围绕今天的环城路展开，历经宋、元以及明朝，屡圮屡修，到嘉靖年间倭寇猖獗时，总长六里七十余步（约3.5公里）、高一丈七尺（约5.7米）的城墙虽不甚坚固，但基本完整。城墙原设4门，北宋时期因盗匪频繁滋扰而塞北门。城墙外侧有隍环绕，也就是今天的濠河。城门过吊桥跨越城隍与外界连通。

伴随通州旧城的发展，紧贴旧城的南门外也逐步发展起来。这里不但有原静海县治，而且有西寺（兴化寺）、东寺（兴国寺）、望仙桥。距南门二里多的望江楼跨河而建，更是老城防守的前道门户，每当倭寇来犯，这一区域的居民便首当其冲，缺乏防护之力。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围攻通州城，城外居民急忙入城躲避。面积有限的老城堪如一小县城，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及各类公私建筑的不断出现而日益拥挤，史书描述为“奈何庐舍比栉，靡尺寸之地可顿足”。于是有了修建新城的提议。

倭患肆虐，败旧的老城墙在抵御倭寇的斗争中虽功不可没，但奈何内土外砖的城墙结构太脆弱，渐显力不从心。嘉靖三十四年（1555）春，连续10多天的阴雨，城墙直接倒塌300余丈，半数城墙摇摇欲坠。此时倭寇犹在，为了应急，官府指派城中富户分段修筑，但整个城墙仍脆败不堪，墙顶无法走马，只能勉强一用。同时进一步疏浚加深城濠，“濠特深广，望之汪洋”，提升防御能力。嘉靖后期，倭寇被逐渐平息，城防修建的急迫性缓解，加之财力匮乏，新城建设便一再延宕。直到隆庆二年（1568）四月，官府筹措1000多两银子，费时3个多月，终于将延续600年的老城墙整固一新，并且加高至一丈九尺。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侵占朝鲜，中日之战在朝鲜打响，朝廷下令各地备倭。于是，通州新城建设再度提上日程。经朝廷同意，万历二十六年（1598）春，工程正式动工，经过一年多的施工，第二年四月，一座长七百六十丈（约2.5公里）、高一丈九尺（约6.3米）的新城修筑完成。新城北接老城南城墙，南以望江楼为门向两侧弧形延展。东西两侧城墙分别与老城墙东南角和西南角跨河对接。城墙垒土而成，外表用取自军山、剑山的石块封砌。因为用石量巨大，剑山几乎瘦身近半。通州城原本为长方形，新城修筑后，变成葫芦形，故通州又被戏称为“葫芦城”。

平地而起围县城

海门县（含今启东部分地区）和如皋县（含今如东）是明朝南通境内仅有的两个县，也是扬州府辖县。海门直属通州，由于陆地持续坍入江海，土地持续减少，人口由4万多人降至数千人。如皋直属泰州，大多时期人口不足5万。两县县城是通州城以外人口和财富相对集中的地区。

两县建置数百年，县城一直没有修建城墙。而明嘉靖年间倭寇的肆虐，使城墙修建变得迫切。当时，同属扬州的泰兴、瓜州（江都）亦无城墙，因此，扬州知府吴桂芳向兵部右侍郎、总督漕运的巡抚郑晓提议修筑城墙。在得到朝廷同意后，郑晓主持了4县城的城墙修筑。

嘉靖三十四年（1555）海门县城墙开工建设，历经1年多完成。因有倭寇侵扰，于是一边修建城墙，一边抵抗倭寇。新建的城墙周长九百六十丈（3.2公里），高两丈（约6.7米），外加五尺（约1.7米）高的墙垛。全城设4门，同时配套修建了戍楼、水关、窝铺。城墙外围开挖的护城河宽达六丈（约20米）。

明朝年间，如皋作为产盐区，人丁并不兴旺，县城也只有约5000人。除了朝代更替受战乱波及，其他时间少受兵戎影响，所以一直未建城墙，只是相继修建了几座城门用于治安盘查。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没有城墙的如皋城防守虚弱的缺点被凸显出来，因此，在巡抚郑晓的主持下，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开始修建城墙。

新筑的如皋城墙周长一千两百九十六丈（约4.3公里），高二丈五尺（约8.3米），顶宽五丈（约16.6米），底厚七丈（约23米）。设4个城门楼，城墙顶部设墙垛口1655座，剑垛9座。墙外壕沟深一丈二尺（约3.7米），宽十五丈（约50米），总长三千三百六十丈（约11公里）。2座水关沟通河道与内城水路联系。万历二十年（1592）增筑月城，二十七年增添敌台23座。

因地制宜固场镇

南通是淮南乃至全国重要的产盐区，吕四、掘港、马塘、石港、金沙、余东、余中、余西、丰利、栟茶是主要盐场，也是明代州、县城之外人口和财富最为集中的地区。此外，海安镇有着重要的地理和交通位置。为抵御倭寇，有条件的场、镇相继修筑、加固了城墙。

明朝，海安镇隶属泰州。该镇因控扼泰州与如皋及通州间的水道交通运盐河（即通扬运河），一直受到重视。早在元末，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就曾在这里修筑城墙用于屯兵，阻断张士诚的里河漕运以及来自通州的援助，战后圮毁。嘉靖年间，这里是倭患重灾区。为加强防护，嘉靖三十六年（1557），巡抚唐顺之、淮扬兵备副使刘景韶临时组织修筑了周长六里（近3.5公里）的土城。

余东盐场是南通各盐场中较早被称为“城”的盐场。早在洪武年间，这里就以河为界修筑城池，虽无城墙，但东、西、南、北分别建有城门城楼，城池布局形似凤凰，余东也就有了凤城的别称（一说因异禽飞降此地得名）。嘉靖年间，为抵御倭寇侵扰，余东加筑了城墙，长约五百一十丈，高约两丈，成为名副其实的“城”。

此外，余东以东10里有便仓城，属于余东盐场的分场，所居以江姓大户为主，故称江场。为抵御倭寇，嘉靖年间江姓大户自发修筑了土城。

吕四盐场地处长江入海口，是倭寇侵犯通、泰的要地，朝廷在附近设立大河把总加强防御，但盐场自身防护能力有限。在巡盐御史和地方军政官员组织下，嘉靖三十六年（1557）春动工修建吕四城墙，至第二年夏完工。城墙长四百六十三丈（约1.5公里），高一丈五尺（约5米），顶部加修女墙，设4座城门和戍楼，2座水关。时人彭大翱对城墙的修建给予了颇高评价：“规制若未孔宏，而防范锁钥，视昔加严，盖屹然东南一巨镇也。是故居者为之乐其生，徙者为之复其业，商者、贾者为之获其所。不越再稔，而民咸安堵如故，若忘其为倭残者然。”确实，倭患为害的背景下，城墙使得当地人进退有据，这样的评价是可以理解的。

石港历来是淮南和通州重要盐场，是明朝通州六大名镇。早在明洪武年间，信国公汤和即修筑土城，立四门。场内设有巡检司，嘉靖二十二年（1543）增建察院，城墙得到重视并存续。

明初，掘港盐场设有守备营，信国公汤和修筑土堡，周长二百七十五丈五尺（约909米），嘉靖年间曾备好物料准备用砖加固，但因战事未果。

此外，李（家）堡等地也曾筑有土城。

时运不济终归去

历朝历代，无论州、县还是镇、场，修建城墙从来不是小事。首先，财力、民力的负担极其沉重；其次，如何确保质量也是永恒话题。另外，在战火的压力减轻后，对城墙的重视度也远不如当初。明嘉靖以后新筑的城墙，除了如皋县城于清乾隆年间重修存续，其他城墙百年间相继倾圮消失。

城墙建设所费不赀。据不完全统计，嘉靖年间，通州每年上缴粮税租钞（不含盐课收入）折合白银约10000两（官价，私价远高于此），如皋县约15000两（官价），海门县因为土地坍塌，上缴粮税几近于无。通州新城耗费白银14000余两，除南城居民捐助1000两，其余均由地方筹集和上级拨付。海门县城墙花费白银17900余两。如皋县城墙花费银两超过3.5万两（一说超过4.64万两）。吕四盐场城墙耗费官银4300多两。这些只是初建经费，后续增添设施、损毁维修费用难以估计。比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如皋县城墙花费约3.5万两，相当于重建。由此可见，建设维护城墙费用巨大，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清﹝顺治﹞《海门县志》对城墙难以维修坚固有这样一段文字：“为上者存守城之虚名，为下者恣侵渔之实弊，涂土补砖，餙灰掩目，靡费丁食。”上层热衷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基层弄虚作假、豆腐渣工程，导致城墙的维修纯粹是浪费民脂民膏。说的虽是海门县城墙，但这样的弊端在其他城墙建设维修中同样不可避免。

通州新城内土外石，起初看上去颇坚固，但实际上却经不起雨水浸淋，时常毁坏，虽在清朝康熙元年（1662）从军山采来1000多棵松树加固城墙，但效果有限。

通州新城修筑较晚，万历以后倭患逐渐平息，为抵御倭寇修筑的新城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反而频繁的修葺让官民徒叹奈何。

民间一直存有的一种观念或许加速了通州新城的毁灭。通州文人士大夫一向视军山、剑山为本地官禄气运所在，新城修筑动用了大量的山石林木，在当时即有不少异议。因为倭患的切肤之痛，挖山修城虽未有太大阻力，但一旦通州人仕途不畅，挖山损害官禄的话题就时不时被提起。没有了战争的推动，后续从军山、剑山采石伐木的阻力便越来越大。随着风雨的侵蚀、人为的侵占，到清乾隆前期，新城墙仅存故址，唯有老城墙存续至民国年间被环城路取代。

海门县城城墙以垒土为主，同样经不起雨水浸灌，顺治年间已不堪修葺，康熙十一年（1672）随县城一同坍入大海。

耗资巨大的如皋县城城墙同样经不住风雨侵蚀。雍正十二年（1734）的地震和风雨，摧毁城墙近半，其后几十年间城墙名存实亡，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乾隆三十五年（1770）完成。后经历年修葺，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

州县城之外，各盐场及海安诸城墙亦于明末清初渐次毁坏。

余东城墙在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两淮盐法志》图中虽有标识，但康熙十三年（1674）的《通州志》认为：“余东、石港各有城，以土为之，分四门，就水道为关，如州县之制，日久而土崩，不足以围，居民各自为卫，门仅司出入而已。”显然，康熙十三年之前，余东土城已破败不堪。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一场洪水则将其毁坏殆尽，所以﹝光绪﹞《通州志》对其仅有“明嘉靖中筑，今已半圮，高不过丈，惟四门谯楼尚完”的记述。至于余东便仓城则坍入大海。

再如当初颇为坚固的吕四城墙，在雨水浸蚀下也逐步毁圮，尽管清﹝光绪﹞《通州志》仍有“东山前仅存故址半角”的记述，实际上更早的﹝康熙﹞《两淮盐法志》已无标识。

同样，在﹝康熙﹞《两淮盐法志》图中仍可见的石港土城墙，实际上在康熙十三年之前也已名存实亡。海安镇城墙在道光年间也仅见废址。

结 语

海门城墙建成后，当地名流崔桐曾有这样的记述：“夫城，佐胜之具也；民，决胜之本也。而人心之向背有几焉，苟屈其身以城之，复损其生以守之，非有恩泽焉。以固其中，吾恐胥说之，民未可以若是，其厚望也。是故君子之善保其民者，义以藉其身，仁以结其心，会人和以守地险，使不可胜者在我，而可胜者在敌。”

引文大意是，城墙为胜利提供帮助，而取胜之根本则在民力、民心，在保民为民、政通人和。善待百姓方可克敌制胜。确实，依靠民众的支持，一座座城墙建立起来；依靠民众的支持，抗倭斗争取得了最终胜利。这何尝不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简介：张建明，南通市委党史办、市地方志办公室二级调研员。）

栏目编辑：郭家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