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苏州菊花史
菊花,别称黄华、金英等,原产于中国,是中国十大传统花卉之一。《礼记》有载“季秋之月,鞠有黄华”。战国时菊已作为药材出现在中医典籍中。汉代重阳时节就有饮菊花酒的习俗。魏晋时期,菊花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的观赏对象。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菊花出现频率渐多。特别是从宋代起,随着栽培技艺不断提升,菊花品种随之增多,并诞生了历史上第一本《菊谱》。此后,随着菊文化的发展,艺菊、赏菊一直为社会大众所喜爱。
晋代时吴郡人陆云就曾作有《菊颂》,对菊花的习性特点进行过评述。唐代白居易在任苏州刺史时,在其《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中写道:“去年九日到东洛,今年九日来吴乡。两边蓬鬓一时白,三处菊花同色黄。”也从侧面道出了当时苏州已有在重阳时节饮宴赏菊的传统。唐代时苏州诗人陆龟蒙,就曾在其园圃中栽有菊花,《三传折诸》中载有“陆龟蒙杞菊并植,同为圃中之物”,他还“身亲畚锸,所居前后植杞菊”,并在其作的《杞菊赋并序》中云“惟杞惟菊,偕寒互绿”。他开创性地将杞和菊并种在园圃的做法,被后世的文人雅士视为高雅脱俗的隐逸文化象征,且纷纷仿效之。
宋代的苏州,菊花栽培更为广泛。《吴郡志》土物卷载:“菊,所在固有之,吴下尤盛。城东西卖花者,所植弥望,人家亦各自种圃者。”当时的苏州不仅文人士大夫喜欢在宅园中栽菊,普通人家也将其作为重要时令花卉广为栽植。而且随着栽培技术发展,菊花品种开始以颜色加以区别和分类,并开始出现具体的品种名称。此时的文人从之前只注重以菊寄兴且不辨菊之优劣的赏菊方式,逐渐开启了追求赏菊品种的多元化审美模式。在此背景下,宋代苏州诞生了多本在古代艺菊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菊谱》。先是史正志归隐苏州后,于淳熙乙未年(1175)著有《史氏菊谱》,录入菊花28种,其中黄色13种、白色10种、杂色红紫5种。紧接着在淳熙丙午年(1186),诗人范成大也完成《范村菊谱》,将其在范村所植的黄者16种、白者15种、杂色4种共计35种菊花悉为谱之。在文人士大夫的推崇下,菊花文化意象的内涵也不断发展丰富,如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就视角独特,他在《晚菊》诗中云“晚芳情愈重,醉赏目先回。且伴芝兰秀,休嗟暮景颓”,以晚菊之枯而不落的特性来喻指高尚的操守。
元代时,江南文人大多不愿出仕为官,而追求隐逸生活。吴中名士陆德原,在乡创建甫里书院,建有别业名笠泽渔隐,中有杞菊轩,在园中植杞栽菊,人称“杞菊先生”。曾长年寓居苏州的学者郑思肖,工诗擅画,曾绘有《陶渊明对菊图》,并题诗曰“彭泽归来老岁华,东篱尽可了生涯”。他还作有《寒菊》等诗来托物言志。
明代苏州菊花栽培技艺又实现了重大突破,品种日益繁多,当时社会上赏菊、艺菊蔚然成风。文人墨客也从诗、书、画多角度来展现菊花之美。明代苏州诞生了黄省曾《艺菊书》及杨循吉《菊花百咏》等菊花专著,还有文震亨《长物志》、周文华《汝南圃史》等书中也都有菊花专篇的介绍。黄省曾《艺菊书》中设贮土、留种、分秧、登盆、护养等章节,对菊花的栽培技艺进行了全面总结提炼。他通过实践和观察后,不仅写出了栽菊方法,更做出了科学的理论阐述。如讲到冬季施肥时,他认为“土粪多则暖而不寒,可以壮菊本,可以御隆寒,可以润泽而不至于枯燥”。杨循吉则在《菊花百咏》中将其所见的上百种菊花品种进行了梳理归纳,并按天文、地理、人物、鸟兽、器物等分成11大类,如天文类中就包含有满天星、锦云红等菊花品种。他还对外来品种加以命名,如波斯菊、西番菊等。
明代苏州文人也爱在宅园中栽菊,大学士王锡爵归隐太仓后在其南园中专辟菊圃,其孙王时敏之后也在西田别业中栽菊,并常邀文士来园中赏菊吟咏。画家陆治曾在支硎山别业中耘田艺菊,王世贞《陆叔平先生传》中的“地宜田圃,衡门低庳不可托乘。容膝之外,皆艺名菊,菊多至数百千本”,点出了其园中所栽多为名贵品种,说明时人已不仅仅满足于对常规菊花品种的欣赏。文震亨认为“野菊宜种篱落间”只能起到庭院中氛围点缀的效果,真正的爱菊人多以雅赏品种菊为主,其在《长物志》中云:“吴中菊盛时,好事家必取数百本,五色相间,高下次列,以供赏玩。”
每当菊花盛开时,苏州文人间流行相互索菊、赠菊,并喜欢举办赏菊会。状元吴宽就曾在园中举办赏菊会,召集文人吟诗饮宴,沈周曾作有《次韵吴宽东园玩菊》诗。此外,诸如韩雍、王鏊、文徵明、徐祯卿等一众苏州文人也都留下过大量的咏菊诗。当时,赏菊的空间已不仅仅局限于室外,而且逐渐以室内外空间互动的方式来呈现。室外的庭院中可栽菊或摆放盆菊,就如沈周在《盆菊幽赏图》中所描绘的,文人雅士们端坐于亭中品茗觞吟,亭前罗列数排盆菊以供幽赏。而在室内空间,人们常会利用几榻来布置精品盆菊或瓶插,文震亨曾云“若真能赏花者,必觅异种,用古盆盎植一枝两枝,茎挺而秀,叶密而肥,至花发时,置几榻间,坐卧把玩,乃为得花之性情”。在吴门画派群体中,沈周开了画墨菊的先河,其绘有《墨菊图》并题诗云:“写得东篱秋一株,寒香晚色淡如无。”绘画艺术也和当时的造园艺术产生了良好的化学反应,在明代苏州画家的画作中,具有园林小品意境的湖石配菊花图开始频繁出现,如唐寅的《菊花图》、文徵明的《黄花幽石图》、陈淳的《菊石图》等。
清代的虎阜山塘一带,花市兴盛,品种繁多,各类艺菊新技术层出不穷。但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从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菊花新优品种的流传。据顾禄《艺菊须知》中载“唯新种一出,恐人流传不能自秘,始用接本”,商家为了菊花佳种不轻易予人,多销售嫁接品种。清代《光福志》中也提到“吴中所植率皆粗俗,俱卖花者栽之。数十年来,光福许氏、木渎钱氏皆购觅细种”,说明当时市面上出售的菊花多是普通品种,只有许兆熊等少数爱菊之人,才会想方设法四处去寻觅精优品种。许兆熊,是清代光福的一名文士,爱菊成癖,著有艺菊专著《东篱中正》,据张佩纶在《东篱中正》序中介绍,许氏“中年卜居池上村,艺菊数亩,择细叶二十七种,异域种一十三种,为之评赞”。清代苏州人顾禄也著有《艺菊须知》,书中对菊花的接本、护脚、置盆、选竹、剔泥等栽培技艺作了翔实的介绍。
每年秋菊上市,虎阜花市即成了赏菊的好去处。当地茶楼也都摆放菊花吸引顾客,甚至会在楼前堆叠菊花山以揽客。与此同时,由于市民簪菊、摆菊等需求量巨大,花农所栽菊花的销量喜人,《清嘉录》云:“畦菊乍放,虎阜花农已千盎百盎担入城市。”清代时苏州人也喜欢在园宅中艺菊赏菊,如状元石韫玉在五柳园中栽菊并建有晚香楼,并有诗云“一壑一邱天许我,梅花看到菊花天”。据《木渎小志》载,当年木渎的羡园中不仅栽菊,还常在园内举办赛菊会,“渎上之人争先往睹”。但也有些文人雅士,喜欢亲自摆弄菊花制作成瓶插,将其置于屋内品赏。如钱谦益曾在《灯下看内人插瓶花戏题》云“水仙秋菊并幽姿,插向磁瓶三两枝”,画家禹之鼎的《王原祁艺菊图》中就描绘了王原祁端坐榻上,品赏盆菊和瓶花的场景。沈复更是在《浮生六记》中道出了“惟每年篱东菊绽,秋兴成癖,喜摘插瓶,不爱盆玩”的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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