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8日至2024年2月18日，“院藏善本古籍选粹：彩绘图籍”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公开展出。该展陈第二单元“彩绘大地”古代地理图籍专题，展出了明代《江南各道府图表》，其历史文献价值不菲，弥足珍贵。明初《江南各道府图表》系纸本墨笔彩绘，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彩绘地图之一，其绘制年代在明洪武六年（1373）至十三年（1380）之间，略早于现存的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刊行的《洪武京城图志》，但晚于元代至正四年（1344）刊行的《至正金陵新志》。《江南各道府图表》包括“图”之部分和“表”之部分，其中的《应天府图》乃现存较早的中国古代南京彩绘地图之一，颇为罕见，对研究南京城市的发展脉络极有价值。

由于《江南各道府图表》长期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目前鲜有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参考了不同版本的南京、上元、江宁、溧水、句容、高淳、溧阳、金坛、镇江等地方旧志，昔日文人笔记小品及文艺作品，对《江南各道府图表》所载“应天府”部分之内容做进一步探究，以期挂其万一，略述大端。

一、《江南各道府图表》的基本情况

元末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领大军攻克集庆路（集庆路下辖江宁县、上元县、句容县、溧水州、溧阳州），改为应天府。公元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建立明朝，建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改南京为京师。

明代《江南各道府图表》所记载江南各府（州），是以一府（州）一图、一表相对应的方式绘写的。图之部分，主要采用彩墨绘写；表之部分，即文字说明，采用直栏墨书，四周双线边栏，对向双鱼尾，版心黑口，与传统雕版印刷图书的版式相同。作者虽不详，但因其所载各府（州）的图涉及面广、绘制精美，笔者推测其不大可能为私家所绘，很可能是由朝廷或官府组织专门人员绘写完成的。

据文献记载，《江南各道府图表》曾为清廷内阁大库典藏，清末移藏于学部图书馆（即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之前身），原称《五彩江南应天等府道里图并物产表》，但时任北平（今北京）图书馆舆图部代理主任的王庸认为此名不够贴切，大约在1932年改为今名。由于明代并无“道”这一地方行政建置，王庸先生所改之名仍不能令人满意。

明初，太祖朱元璋将帝都南京周边的应天府、苏州府、镇江府、凤阳府、扬州府等14个府确立为直属地区，称之为南直隶。而《江南各道府图表》即是记载南直隶地区江南部分府（州）的山川地貌的地理图籍。因为岁月变迁、社会动荡，《江南各道府图表》如今仅存应天府、镇江府、太平府、池州府、徽州府与广德州的相关内容，其他府（州）的内容皆已散佚。而其中广德州、池州府表之内容还残缺不全。

《江南各道府图表》所载《应天府表》，题名的首行仍加“中书省”字样，其他几个府（州）之表部分，则只有题名。“中书省”这一机构明初仍然沿用，直至洪武十三年（1380）之后，朝廷才予以废除改为六部。《应天府图》中绘有洪武六年（1373）建造的南京皇城，而在《应天府表》中只载本府及江宁、上元、句容、溧水、溧阳五县，并无洪武九年（1376）新设置的江浦县，以及洪武二十二年（1389）由扬州府划归本府的六合县。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研究员卢雪燕女士研究认为：“《江南各道府图表》图绘风格完全符合明代地图的特质……应表现明洪武六年到九年之间的南京直辖区域。”其绘制时间“在明洪武六年到九年之间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尤其不应在明太祖废掉中书省的洪武十三年以后”。[1]

二、《应天府图》初步辨析

《应天府图》纵63厘米，横66厘米，采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基本方位布局展开。

该图绘制了应天府地域的主要水系，如长江、秦淮河、金川河、新河（包括上新河、中新河、下新河）、运渎、杨吴城濠、护城河及玉带河等；其他河流，如江宁的匾檐河，句容的句容河、北江，及溧水的溧水河，溧阳的南河、中河、北河等；还有玄武湖、燕雀湖、乌龙潭、固城湖、丹阳湖、石臼湖、赤山湖、黄山湖、长荡湖（亦名“长塘湖”）等湖泊，以及濑阳淹、昇平淹、三塔淹、谢达淹、沙涨淹等凹地。

该图还绘有应天府地域的山脉与丘冈，如应天府城中的鸡笼山（即鸡鸣山）、冶城山、石头山（即清凉山）等；近郊则有石灰山、紫金山、雨花台、牛首山、吉山、祖堂山、三山、慈母山、慈母矶、左山、横山、土山、幕府山、摄山（即栖霞山）等。从东北至东南方向还标绘有大量的山丘，如溧水的东庐山、回峰山，句容的宝华山、茅山等。

明代建造的南京城垣，由外郭、京城、皇城及宫城四重构成。但《应天府图》略写了南京外郭，只绘制了京城城墙及城门的位置，由东侧的朝阳门（在今“中山门”一带）起始，沿顺时针方向依次是洪武门（光华门）、通济门、聚宝门（中华门）、三山门（水西门）、石城门、清江门（清凉门）、蒸饼门、马鞍门（定淮门）、仪凤门、东门（钟阜门）、金川门、甘露门、神策门（和平门）和太平门等15座城门。南京城门有“内十三、外十八”之说，即京城城门13座，外郭城门18座。此处京城城门却多出2座城门，即蒸饼门和甘露门，且命名之由也不见记载。皇城城墙由正南方开始，沿顺时针方向依次绘有午门、西华门、玄武门（俗称“厚载门”，后讹名“后宰门”）、东华门。宫城部分则予以略写。

从该图所绘可见，京城内大致标绘有吕府山、功臣坛、钦天监、回回钦天监、鸡龙山（即“鸡笼山”，亦称“鸡鸣山”）、龙光山（即“覆舟山”，亦称“龙舟山”）、社稷坛、太庙、皇城、淳化门、周处台、凤凰台、南唐宫城基、冶城山、幕府门、铁塔寺、乌龙潭、清凉寺、虎踞关等山丘、建筑或遗址。从图中可以看出，明初太庙、社稷坛是建在皇城北面的东、西两侧的，与后来建在皇城南面东、西两侧正好相反。淳化门、幕府门可能是宋元旧城城门遗址，一时尚未拆除。

京城近郊东南方标绘有明代皇帝举行祭祀大典的圜丘（即“祭天坛”）、山川坛、先农坛、高桥港等；南郊标绘有聚宝山、安德寺、天禧（寺）塔等；西郊标绘有白鹭洲、虎口城、草鞋峡、马鞍山；西北郊标绘有龙江驿、新开河；东北郊标绘有石灰山、竹篠港、蕲国公墓（明代开国功臣康茂才之墓）、方丘（即“祭地坛”）等；东郊紫金山麓则标绘有一人泉、七佛庵、（南朝）梁拜郊台、宝珠峰、新寺、蒋山寺、开平王墓（明代开国功臣常遇春之墓）、草堂川、应潮井、僧堂基、香炉峰、铁冠庵、贵妃陵等。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祭天的圜丘（天坛）、祭地的方丘（地坛），还是按照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传统礼制，分别建在洪武门外和紫金山北麓。报恩寺、塔修建之前，其位置偏东之处有天禧寺、塔。该图中还选绘了应天府城内的一些重要桥梁，但未标注桥名，府城外仅标绘有长干桥、中和桥、通济桥3座桥梁。其中通济桥在通济门外，其名称并不是今天人们熟知的九龙桥。而卢龙山上绘有军旗，表明这是军事要地……所有这些亦与那时状况相吻合。当时江宁、上元县署均设于应天府城内，溧水、溧阳、句容县城则绘制于应天府城之外的东至南方向处。

《应天府图》在构图布局方面以向下垂视为主，而山丘、建筑等则带有斜视或平视角度描绘，在总体上“散点透视”与局部的“焦点透视”画法兼用，绘制相对较为精致。以青绿色敷染山丘、水体；在具体描绘某些不同的景物对象时，红、黄、绿、蓝、白等设色艳丽，表现手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应天府城占该图的面积较大，似在凸显明初京城的重要位置。城郊紫金山运用国画方式表现，勾、写、皴、染等技法并用，形象较为直观，更加彰显了该山脉的雄伟英姿。而浩荡长江则主要借鉴南宋大画家马远的画水技法来表现。该图具有明代地图绘制的鲜明风格特点，属于传统舆地图与山水画相结合的产物。

三、《应天府表》主要特点

该文献原作者可能借鉴了早前问世的南京志书内容及特点，在《应天府表》中设有“道里远近”“山川险宜”及“物产五色”三个门类：

（一）道里远近

记述了自应天府至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等8个方向某些地点的里程数：

本府东至镇江府界坦潭桥一百三十里；西至和州界乌江穴子口八十里；南至太平府慈湖八十五里；北至仪真县江心界一百五十五里。东到镇江府一百八十里；西到和州一百八十里；南到溧阳县二百三十里；北到镇江府（笔者注：此处疑为“扬州府”）一百八十里。东南到溧阳县二百四十里；西南到太平府一百三十里；东北到镇江府一百八十里；西北到滁州一百二十里。

（二）山川险宜

不仅罗列了应天府城及所辖上元、江宁、句容、溧水、溧阳等5县的城墙、祭坛、寺庵、驿站、塔、台、墓等，还记录了其间的山、川、泉、湖、淹、港等。其中有的名称在《应天府图》中已有标注，但在《应天府表》中并未列出，也有的却相反；有些山丘由于分布于不同的行政建置区域，在各自地域中都有记录；涉及同一名称的个别文字，在相应的表和图中记载得也并非完全一致。如在《应天府图》中，溧水县城南侧标有“无相山”，而在《应天府表》中却记为“无想山”。

由于图、表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两者内容还可以相互印证、互为补充。很多地标在《应天府图》中虽已绘写出大致方位，但具体位置描绘得并不精确，由此反映了明初舆地图的绘制水准仍然较有限。除了具体名称外，这些山丘、水体在《应天府表》中便再无更多的文字介绍了。

（三）物产五色

内容简略，只记录了应天府地域内颇具代表特点的物产，如“上元县产煤炭。句容县产苍木。溧水县产珠子米”，而江宁、溧水县境内竟注明“无”。

从中对比分析可见，《应天府表》应当主要是为《应天府图》服务的，是对《应天府图》的补充说明，与府、县志在编纂体例上亦不太相同。由于各府（州）县的行政区划，在历代的更迭中是不断变化的，而在不同时期，有的山川名称及地标叫法亦不完全一致，因此，人们在研读该图表时要予以留心注意。

四、《应天府图》《应天府表》的补史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南京古代方志等文献都已不存。如今可考的南京地区较早的地方志文献，有南朝刘宋时期山谦之编纂的《丹阳记》，之后存世的有宋代《景定建康志》、元代《至正金陵新志》，以及明代《洪武京城图志》、《〔正德〕江宁县志》、《〔万历〕应天府志》、《〔万历〕上元县志》、《〔万历〕重修江宁县志》等，另外亦有一些专门志书存世，涉及图文的还有明代陈沂《金陵古今图考》等等。《江南各道府图表》的绘制年代，要稍早于明代洪武二十八年（1395）刊行的《洪武京城图志》，因此其价值更显突出。

《应天府图》反映了明代初期金陵的山川地理、城乡风貌，史料价值颇大。其中所绘当时南京城墙有15座城门，除人们知晓的13门外，还有位于金川门和神策门之间的甘露门、马鞍门和清江门之间的蒸饼门。由于史料缺乏，暂不知晓究竟是明初先立后废，还是其他原因所致，尚待详考。

至于今南京城墙解放门附近的明代“小城门”（亦称“后湖小门”，清代以后被人用砖封堵），在明代中叶《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现藏于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中标绘为“北门”，但不知为何并未在《应天府图》中绘制出来。笔者认为，一是有可能受图像大小限制而省略；二是可能当初绘制《应天府图》时该门尚未设立；三是可能该门主要是为了便于当时进出城施工而临时开设，不属于建筑规制的城门。

当代学者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记述，明代南京城除了定淮门、仪凤门、钟阜门、金川门、太平门、朝阳门的瓮城设置情况不明，神策门建有外瓮城之外，其余城门则设有内瓮城。而当代朱明娥《旷世城垣——南京明城墙》一书则认为：洪武门系由外瓮城与内瓮城合璧构成。然而在《应天府图》中描绘的朝阳门、仪凤门，均标绘有外瓮城，与神策门一样。这个记载具有重要的证史意义，或可补《南京城墙志》记载之缺。当然，这仍可能还需要结合考古发掘来进一步予以印证。至于定淮门、钟阜门、金川门、太平门究竟是否亦建有瓮城，尚待进一步详考。

此外，《南京城墙志》言：据称明代南京还有幕府门、金陵门两座城门，但迄今不明在哪里、为何又被废除。《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六年（1373）南京城垣建成，而《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14记载：洪武十年八月“癸酉，革在京幕府、金陵二门”，但亦未见记载这两座城门位于何处。另据《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41记载：洪武二年（1369）“五月乙巳，上幸钟山归，由独龙冈步至淳化门，始骑而入”，其中淳化门亦尚不清楚在哪里。但在《应天府图》中却标绘有淳化门、幕府门。淳化门紧挨在应天府城内东侧的杨吴城濠、南近通济门。据此推测判断，淳化门很可能就是五代杨吴政权所建、宋元时期经过修缮的城墙“东门”（宋代曾称“白下门”）。清代顾炎武《建康古今记》卷1认为淳化门“疑即今之朝阳门也”，看来是不准确的。

由于南京城墙是分段、分期建成的，期间存在某些变化，致使城门名称出现前后不一。当代学者周源在《元末明初南京幕府门初探》一文中认为：“幕府门位于新城（笔者注：相对于五代时期建造的南京城墙而言）北墙之中，推测在今天南京的鼓楼岗上。”[2]而《应天府图》所标绘的幕府门却紧挨着五代杨吴政权所建、宋元时期南京城墙的北护城河南侧，与该城墙北门（宋代曾称“玄武门”）较为叠合，所以幕府门很可能就是“北门”，位于今珠江路北门桥附近。元末明初南京原先城墙的东门和北门仍然存在，当时也许已分别改称为“淳化门”和“幕府门”了。

《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9等载，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八月，南京“圜丘、方丘、社稷坛成。圜丘在京城东南正阳门外，钟山之阳……方丘在太平门外，钟山之北”。明代李东阳等奉敕撰《明会典》卷80记：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议定天地合祀之典，“即圜丘旧址为坛，以屋覆之，名大祀殿，每岁正月择日行礼”。方丘才被废弃。方丘确切地址在何处，尚有待详考。但从《应天府图》上或许能找到一个答案。

《明太祖高皇帝实录》等文献资料记载，太庙、社稷坛分别建于京城内的宫城之东南侧、西南侧，而《应天府图》却标绘在京城内、皇城之东北侧及西北侧。方向的颠倒，当与朱元璋有关。当代学者叶南客在《南京百年城市史》一书中记述：

元大都时，太庙和社稷坛还都在皇城以外，分别远在齐化门和平则门内。朱元璋在吴元年（1367）“改筑新城”时，太庙还建在“皇城之东北”。建明中都时，将太庙和社稷坛安排在午门之东南和西南。明洪武八年（1375），罢中都重新建设南京“改作太庙”时，朱元璋认为“祖宗神室，旧建皇城东北，愚昧无知”。洪武九年（1376）“定王国祭祀之制。凡王国，宫城外左立宗庙，右立社稷”。

综上所述，卢雪燕关于《江南各道府图表》表现及绘制年代的推断，应当是可信的。

再如《应天府图》所绘紫金山畔铁冠庵，过去未见记载，但史载元末明初铁冠道人（即道教观相家张中，抚州临川人，曾为朱元璋手下的术士）一度“结庐钟山下”[3]，此处或许便是其居处。绘制《应天府图》时，明太祖孝陵尚未建成，故而未予标绘，但该图紫金山畔却标绘有贵妃陵。据清代顾炎武《建康古今记》卷4记述：“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贵妃孙氏薨，敕有司营葬，厝于朝阳门外褚冈之原……孝陵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迄今人们在南京地区陆续发现了20余座嫔妃墓，其中今紫金山南麓中山植物园一带，就发现了9座妃子墓，以及一个具有典型明初雕琢风格的赑屃。由于这里在明代属于孝陵禁区范围，因此曾有学者推测这个赑屃原来驮的碑可能是朱元璋嫔妃墓的神道碑。另据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和遗骨分析判断，墓主可能是死在朱元璋之前的嫔妃，而非后来陪葬的嫔妃。[4]可见贵妃陵的主人很可能就有谥号“成穆”的贵妃孙氏，这或许可从《应天府图》中得以印证。

现存的明初江南地区相关历史资料还比较匮乏，而明初《永乐大典》又所存无几，因而《江南各道府图表》就显得尤为珍贵，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明初南京乃至江南地区史料的缺失。其绘制手法亦对后世地图，尤其彩绘地图的绘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譬如明代中叶《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金陵古今图考·国朝都城图》，都受到了《应天府图》图像表达方式的影响。笔者认为，《江南各道府图表》的史料价值当不止这些，随着今后新史料的发现，特别是地下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补充，再去重新审视《应天府图》，相信还会给人们带来更多惊喜。

（作者简介：周安庆，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原副秘书长，南京历史人文研究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京文化史、书画艺术评论等。）

栏目编辑：郭家旭

参考文献

[1]卢雪燕.《江南各道府图表》的初步研究[J].故宫文物月刊,2023（8）:48-61.

[2]周源.元末明初南京幕府门初探[J].中国地方志,2020（3）:67-79,126.

[3]冯梦龙.古今谭概[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746-747.

[4]徐国红.寻找神秘王陵[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8:15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