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字翼谋，号劬堂，江苏镇江人，为清末民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图书馆学家，精诗文书法。笔者近日新见一页柳诒徵赠徐乃昌之书的封面，左侧印有“江苏书院 社会志初稿”字样，右上侧题“积余先生教正，廿年十月，诒徵呈”。“积余”即徐乃昌之字，其号随庵，安徽南陵人，是清末民初著名收藏家、藏书家、出版家。徐氏平日素有写日记的习惯，现存《徐乃昌日记》中详尽保留了其自1920年2月20日至1938年6月17日的日常交游、书信往复、图书购赠、编纂刊印及商务账目等资料。其中，柳氏赠书一事，被徐乃昌写在日记中：“十月二十三日（公历1931年11月2日）。昨鲍扶九来谭，交柳翼谋赠新编《江苏书院志》《社会志》。”[1]1349鲍扶九，即鲍鼎，字扶九，号默庵、默厂，是柳诒徵的舅表弟，为清末民国著名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藏书家，亦擅长诗文和书籍校勘出版。至此可知，此两志稿是由柳诒徵于1931年10月赠予徐乃昌，并托表弟鲍鼎转交的。

笔者对此颇感兴趣，遂试撰一文，旨在对柳诒徵的部分交往及《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社会志初稿》相关修撰情况进行初步梳理，以更加明确柳诒徵的学术交游活动。

一、柳诒徵、徐乃昌、鲍鼎三人之交游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十七日，日本商船西京丸号自上海启行，两天后晨抵日本长崎。船上载着的是清政府派出的代表团，他们以江楚编译局的名义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柳诒徵和徐乃昌也在其中。[2]查目前可见资料，此次东渡或可被视作二人交往之起始。所谓江楚编译局，是由刘坤一、张之洞等洋务派人士筹备，旨在推动新式教育发展的官办教育机构，由缪荃孙任总纂。缪荃孙，字筱珊，号艺风，清光绪年间进士，著名藏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柳诒徵之所以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进入江楚编译局工作，正是得益于其父好友陈庆年向缪荃孙的推荐。[2]柳氏在《国学书局本末》一文中自述，其在江楚编译局“为分纂”，负责“删订字课图说”等，“自辛丑到局，丙午即辞去”。[3]就是在这里，柳诒徵跟随恩师缪荃孙踏上学术研究之旅，并与编纂《江苏通志》一事结下缘分。值得注意的是，缪荃孙与徐乃昌之间交往密切。据缪荃孙为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记》所作序文所述，“余与积余戊子秋间晤于琉璃厂书肆，谈及经籍目录如瓶泄水，余心佩焉，因以订交，迄今卅年”[4]。1888年，时年二十的徐乃昌与四十五岁的缪荃孙相识，二人惺惺相惜。十三年后，亦如当年对徐乃昌的赏识，缪荃孙将二十岁出头的柳诒徵收入门下。缪荃孙实乃徐柳二人学术生涯中的重要向导。

光绪二十九年，在张之洞的建议下，清政府委派缪荃孙和徐乃昌赴日考察学务，当时徐乃昌任江南高中小学堂事务之提调。[5]柳诒徵在《我的自述》中回忆：“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奏派缪先生到日本考察教育，缪先生带了六七个随员，我也跟着去。”[6]12他在日记中也记录了本次考察：“壬寅冬，张文襄公权江督篆，议创学校。……亦奏派缪师赴日考察，缪师预延教师译员及余同行，癸卯正月，由沪赴日，同行者徐乃昌积余，实为一行提调；……余以译局分纂从。”[6]40抵日考察的近两个月内，他们“在东京高等师范听了许多日本的教授讲演教育原理、教育学、教授法、管理法，因此知道世界各国教育状况及许多教育家的理论。参观日本各学校，也看出他们办教育的精神”[6]12。这次考察对柳徐二人都影响深远，为两位的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依现有资料所示，虽然柳徐两人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便同行日本，其间交往却似乎并不频密。爬梳徐氏日记，从1920年2月至1928年10月，未见其与柳诒徵交游的记录。这一时期的柳诒徵先后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四中山大学，而徐乃昌则寓居沪所，钻研图书收藏与刊刻事业。二人之间山川相隔，工作内容也不相近，这可能是其少有来往的原因之一。

徐氏日记中首次提及柳诒徵的记载见于1928年10月16日，这时柳诒徵已任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即后来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徐乃昌在当日写道：“柳翼谋来书，赠《玉琴斋词》，拟借顾亭林《肇域志》补钞。”[1]10004天后，徐乃昌回信柳诒徵，谢赠《玉琴斋词》，并告知其所藏《肇域志》已散，无法提供。11月29日，徐乃昌复信柳诒徵，向其补寄《三垣笔记》首册。此后近3年，日记中都未见二人之交集，直到1931年11月2日，鲍鼎将柳诒徵的《江苏书院志初稿》与《江苏社会志初稿》交与徐乃昌。1年后的12月21日，徐乃昌复柳诒徵书，回应其对《镜影》一书的索求，并承诺成书后奉呈。次年7月28日，徐乃昌如约将“《镜影》料半印本”赠予柳诒徵。6天后，徐乃昌收到柳诒徵来信，柳向其呈送《三朝辽事实录》《嘉靖平倭通录》各一部以表感谢，并表示希望折扣订购宋版《藏经》。[7]紧接着两天，徐乃昌即着手帮助柳诒徵协商购书减价事宜，并于8月4日复函柳诒徵，告之可九五折购书。其后1年内又无二人交游记录。1934年12月25日，日记首次记载柳诒徵拜访徐乃昌，并赠予新著《里乘》卷一。翌日中午，徐乃昌邀柳诒徵等酒叙，鲍鼎亦在席，这是徐氏日记中所见唯一一次三人共晤。27日午时，徐乃昌又晤柳诒徵。此后直到1935年5月5日，日记才再次提到与柳氏相互赠书的书信来往。同年9月22日，徐乃昌登门拜访柳诒徵，此时距离两人上次见面已过去4个多月。又隔近5个月后的1937年2月28日，柳诒徵拜访徐乃昌，这便成为日记中二人最后一次见面的记录。其后也无通信记录，仅在同年8月21日有一条徐乃昌读柳诒徵《宋之外交》的记载。

综览柳徐之交，在徐氏日记所载的19年间，二人仅5次会面，通信也不过数十次，委实称不上频繁。二人之间的书信往返，多涉及赠书、借书、购书等事宜。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出柳诒徵自1927年任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馆长后，购书、刻书、修补馆藏是其职责所在。而徐乃昌以藏书家身份著称于时，多藏有罕见珍秘刻本，广结良缘，又极热心校勘、刊印事业，享誉藏书界、出版界。基于这样的身份和职责，二人间存在为彼此的研究著述、书目刊刻与收藏提供支持的互动，实乃不难理解。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文人群体普遍将书籍流转作为日常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这亦详载于多部文人日记中。此类书籍交游活动往往围绕着某位文人在学界、业界、籍贯和居住地域中构建的关系网而展开，不啻具有友朋间情感交流的象征意义，更是切磋学问、探讨学术的实质性渠道。[8]

相较于柳徐二人，徐乃昌与鲍鼎则可谓是相交甚频。个中原因，一方面和鲍鼎的职业性质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二人在藏书和金石研究上志趣相投。与柳诒徵的情形类似，徐乃昌早年日记中亦未见鲍鼎之记载。鲍鼎的姓名首次出现在1928年6月13日，较关于柳诒徵的记录还要早4个月。徐乃昌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至来青阁、蟫隐庐，晤秦曼卿、鲍扶九、谢光甫、刘健之、刘实之谭，李徽生持黄荛圃题明钞《纬略》。”[1]9671个多月后，鲍鼎拜访了徐乃昌。8月19日，徐乃昌复至蟫隐庐与鲍鼎会谈。此类交往，在1928年共计4次，最后一次是徐乃昌前往中国书店晤鲍鼎。至1929年2月7日鲍鼎登门拜访时，徐乃昌以己著《玉台新咏》一书相赠。可见早期二人的交游，主要是围绕着来青阁书庄、蟫隐庐书店、中国书店进行的，商谈之事多与书籍的编辑与出版相关。这是因为鲍鼎于1928年春抵沪，在蟫隐庐和中国书店任编辑，与常去购取书籍的徐乃昌有一些面谈的契机。

此后，二人之间借赠书籍的活动日渐频繁。徐乃昌博古通今，犹痴金石，藏器丰精，著作等身，鲍鼎亦专精于金石研究，二人遂一拍即合，常共同探讨金石学，相互借赠的书籍拓本也多与金石有关。二人间的走动也甚频，例如在1931年的7月12日至8月2日，短短不足1个月内，鲍鼎8次去徐乃昌家中抄书，有时还留膳徐家。徐乃昌甚为器重他这位年少有为的同好，同年亦作中间人，协助刘晦之商约鲍鼎编殷虚书契，“月送修金五十元”[1]1345。除了日常走动、酒叙外，徐乃昌也托鲍鼎校书。徐氏日记记载，1933年10月10日，徐乃昌“以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送鲍扶九校”[1]1550。徐乃昌出版个人论著《镜影楼钩影》也有鲍鼎之助。或许正是深知徐鲍二人走动频繁、关系紧密，事务繁忙的柳诒徵才会托表弟鲍鼎代交《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社会志初稿》予徐乃昌。

柳诒徵与鲍鼎之间乃姑表兄弟之情谊。据孙金振在《柳诒徵与鲍鼎》中所述，柳诒徵少年丧父后就随母寄居在外祖父鲍上宗家中，遂与鲍鼎来往密切，情谊深厚。[6]192-193鲍鼎儿时，柳诒徵曾任其师。鲍鼎中年时期亦好作诗吟咏，表兄弟俩情投意合，常以书信往复论诗。其中一封柳诒徵致鲍鼎的信这样写道：

扶九老表弟大鉴：

镇宁两荷手示，敬承一切。伯庸先生拟下榻山馆，极所欢迎，沪镇各方，皆以诒从前境况度今馆，如到京一视，即知其困难之状，无书无物，乃至房屋亦多不能住，以其空洞无一物也。诒奔走三月，痛苦万状，形格势禁，一筹莫展，袁公能过我察其近况，示以方针，实为至幸。（1945年）12月27日。[6]314-315

在这封信里，柳诒徵向表弟讲述自己的艰难处境，字字真情，句句肺腑。那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寓居重庆的柳诒徵即刻着手东归南京，急于收复整理国学图书馆馆藏。[6]364待他辗转两月终于回到图书馆，眼前却是一片旧藏失散、房屋损毁的疮痍场景。此后到给鲍鼎写信的这几个月间，柳诒徵一直奔走多方，尽力接洽图书收复事宜，调查损毁情况。在此信前半段所描述的艰难境遇中，柳诒徵的心里话也只能与最亲近的表弟讲讲。中晚年时期，一同参加同乡集会，品茗、鉴赏诗文书画，成为表兄弟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据郑逸梅《东南硕彦柳诒徵》一文，“丙戌秋，倡淞滨茗集，镇江同乡在沪的，每星期日下午为品茗之会，柳老和遽卿、柏岩昆仲，及柳贡禾、鲍扶九、吴眉孙、尹石公、胡邦彦、赵渭舫等，曾符亦随侍。每集，各出近代诗文或旧书画文玩，相互欣赏，书画有疑议，辄由柳老一言而决，可见他也精鉴别”[6]154。

柳诒徵作古后，鲍鼎一度想写传记纪念表兄的传奇人生，但遗憾终未能如愿。对鲍鼎而言，柳诒徵是他童年的恩师，是对他关爱有加的兄长，是学术苦旅上的同伴，也是能共赏诗文书画的知己。观柳鲍二人一生交往，足见其兄弟情深。

二、《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社会志初稿》之签赠

柳诒徵向徐乃昌赠《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社会志初稿》，应与两人曾是撰修《江苏通志》的同仁有关。缪荃孙于柳诒徵与徐乃昌有知遇之恩，徐柳二人亦是在其带领下才与撰修江苏地方志结缘。1927年以前，柳诒徵曾历任江楚编译局及若干高等学府之教职。自1927年任馆长后，他致力于图书馆事业，创办年刊、馆刊，鼓励同仁发表系列学术论著。20世纪30年代后，柳诒徵先后编纂了众多江苏地方志分志，系统整合纷杂的史料，极大便利了史学研究。这些方志其实均是为修《江苏通志》而作。关于修撰江苏地方志倡议之起源，柳诒徵于《族谱研究举例》一文言曰：“清季缪艺风师倡修《江苏通志》，余以增创氏族志请，艺风师难之。”[6]250依《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前言可知，宣统元年（1909），缪荃孙任当时江苏通志局总纂，总揽编修《江苏通志》一事，徐乃昌、柳诒徵等34人皆任分纂。及辛亥革命，通志局撤销，编纂中断，仅有缪荃孙《江苏金石志》、陈作霖《江苏兵事纪略》问世。此后时局动荡，虽复行编纂，却难以推进。据《柳诒徵年谱简编》，1929年1月，江苏省通志局于镇江焦山成立，由庄蕴宽任总纂，柳诒徵与柳亚子等16人组成编纂委员会，再拟纲目，重启修撰工作。柳诒徵兼任常务委员，为相关事宜修订凡例、审查旧稿，并任《书院志》等分志的分纂。[6]346-372柳诒徵参与编纂《江苏通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恩师缪荃孙未竟事业的延续。1930年，柳诒徵撰成《江苏社会志初稿》，次年将《江苏钱币志》发表于《史学杂志》二卷第五、六期，将《江苏社会志初稿》《江苏书院志初稿》刊载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通志局撤销又复立后，徐乃昌已不再参与《江苏通志》的撰修工作，但其对江苏地方资料的重视程度却未曾减退。徐氏在日记里多次提及他阅读缪荃孙之《江苏金石志》，并于1928年与罗子经“议集资影印《江苏金石志》”[1]930，印后亦多次赠送友朋，足见珍视程度。

柳诒徵赠书之举，亦可能与徐乃昌在方志编纂领域的深厚学养和丰富经验有关。徐乃昌博学多识，不仅收藏涉猎广泛，而且精通史学，尤其对编撰方志贡献突出。据考，徐乃昌于1914年任《南陵县志》主纂，首次为其编入《金石志》[9]，具有开创性。1930年安徽通志馆开馆后，徐乃昌任总纂，参编《安徽通志》，亲撰《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10]由此可见，柳氏将此二志稿赠予徐氏，其在情感层面上，一则是对两人携手编纂历程的缅怀，二则蕴含着对恩师缪荃孙的深厚情感延续；而在学术层面上，一则是对徐乃昌在方志编纂领域之贡献与成就的尊重和认可，二则是以此作为学术交流与切磋的媒介。

三、《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社会志初稿》之价值

柳诒徵在方志研究领域的拓展，突破了传统史学研究范畴的局限，将国史、地方史、家史、个人史等多元史料纳入考量范围。其强调，治史者应特别关注那些详细记录人民生活状况与社会变迁的地方志书，并对之进行细致的分析与分类。[11]这一治史理念在志稿编纂中得到充分贯彻。撰此两志时，柳诒徵博览古今史籍、典志、诗文、杂谈、方志、丛书等相关记录，相互参证、搜辑至备，且考订原有记载，于文中作注解。如在整理泰兴马洲书院兴建始末情况时，柳诒徵发现《泰兴县志》与《靖江县志》中皆有对马洲书院的记载，便在文中以双行小字注解道：“按，马洲旧属泰兴，后属靖江，故两志均载之。”[12]12又因南城内一原名为正谊的书院在乾隆年间改名为马洲书院，柳诒徵专门将新旧两个马洲书院归于一起介绍，指出：“按，此是新马洲书院，非即宋时之故址，以其循宋旧名，故附著于此。”[12]12由此可见其著书时搜辑不同史料相互参证之情况。

《江苏书院志初稿》记述自北宋天圣二年（1024）至清光绪末年江苏省（含今上海市）所有书院的地理方位、修建始末和发展情况。其中不仅系统介绍了该地区书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教学制度与教育风气，更详尽记载了明朝书院的禁毁以及清末书院向学堂的转变等史实，使读者可通过对比而清晰掌握相关内容。如对明朝书院禁毁之事，文中记述：“明代书院，一毁于张居正，再毁于魏忠贤，民力士气，屡经摧剥。然万历初毁书院，士气犹能复振，东林其荦荦大者，而明道崇儒为之襟翼焉……天启再毁书院，儒风由之颓丧，启祯间兴建者寥寥。” [12]34-35读此可见明朝书院尽毁对儒学发展造成的打击。此外，文中也对部分书院之成就进行点评，如赞誉明道书院道：“讲学之所著称历代者，当首推明道书院。”[12]2又因南京地区书院兴盛、文教事业繁荣，文中对其做出“江宁书院，特盛于他省，奖优儆惰，官师欣合”[12]44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柳诒徵在书中还对“书院”范畴进行了拓展，使其涵盖了江苏地区的义学、社学、书堂等教育机构，一并介绍历史沿革，并称之为“书院之支流”[12]92，足见此书采集和收录史料之深广，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完整丰富的研究资源。

在礼俗研究方面，柳诒徵也有深厚造诣，曾撰《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对礼俗问题做考辨，《江苏社会志初稿》便是其探究江苏地区礼俗问题的成果。是书主要从南朝时期开始考证，依历朝更迭顺序而述冠、婚、寿、丧、祭等礼俗之古今演变。在纂修过程中，柳氏先查历朝史书的礼志部分，从整体上把握有关某礼俗的统一规定，同时关注历朝史书本纪、列传中关于礼制的记载。其后，他便参阅古今江苏地方志书里所述的该礼俗在江苏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并对比其与历朝统一规定的异同，剖析原由。例如他指出，清代官民婚礼均根据身份、爵位而有定制，“官民概不许用金银财礼，庶民妇女不许用冠帔补服大轿”，但“吴俗奢侈，喜以财力相高。大吏禁约，漫不之省”。为探清“吴俗”之细节，他查阅江苏地方志书对清朝婚俗的记载，却发现即便在同一府县，婚俗仍有不少差异，便总结道：“故有清一代，江苏全省婚姻之俗，殆不可一概论。即一府一县之人，亦以阶级悬殊而各行其是。文士所葺方志，杂载婚姻礼俗，大抵以中人之家为准。”从而在繁杂的“吴俗”中大致厘清了一条线索。此外，柳氏还注意从历朝人物日记、诗文杂谈中辑出相关记载作为补充。比如在冠礼部分，柳氏就有参考《郭天锡日记》；在婚礼部分，他通过摘录白居易与苏轼的诗作，来介绍徐州朱陈村的两姓婚嫁礼俗。同时，他也关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出现的异制情况。如在介绍冠礼时，柳诒徵写道：“蒙古结辫顶笠，固无所谓冠礼……汉人间有以冠巾为大典而记之者，疑亦异于古制。”为后世研究民族习俗之异同提供了依据。

清末民初，中国因受西方近现代思想冲击而出现了大量的礼制变革，江苏地区之变化受到柳诒徵的特别关注。如介绍民国婚礼之变化时，文中先总起说：“清季变法，礼俗亦渐变。论者多斥旧式婚礼之不当，于是有所谓文明结婚。”后又细述诸如结婚需有结婚证、证婚人要在婚礼上念颂词、婚礼上要鼓吹军乐等具体变化。对于男女双方订婚时交换戒指一事，柳诒徵先指出戒指在古时中国的用途：“汉宫人御幸赐银指环，盖古宫禁中，本用以为嫔妃进御或有所避忌之符号，后世遂用为普通之指饰，故曰戒指。”随后说如今流行用戒指做订婚纪念品，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则欧风所渐也”，可见其探讨古今中外习俗之变。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社会志初稿》中还留有篇幅记述古今男女有别之制，其中对如女性入仕、卖女为妾、溺女之俗等等的记载，应是可供当今性别史研究的珍贵材料。

至此可见，此二志依据典籍进行严谨考证，力求全面反映地区社会的全貌，这也正是撰写的难点所在。曾任江苏省议会议员、光华大学教授的金天翮评价此二志稿说：“《书院》采辑已富，而《社会》婚丧二礼不难于描写，而难于处处引据典籍，想见披览之勤，可胜怖服。”[13]此二志稿之重要价值，不仅在于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翔实可信的研究素材，更在于传递了柳诒徵严谨实证的治史态度与宏博细致的学术风格。

（作者简介：郭欣玥，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栏目编辑：计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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