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江学派又称澄江针灸学派，是以著名中医学家、针灸教育家、南京中医药大学首任校长承淡安为创始人，以邱茂良、杨甲三、程莘农等为代表性传承人，以针灸学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现代中医学术流派。澄江，是江苏省江阴市在古代的别称，也是承淡安先生的原籍地，以“澄江”名学派，充分体现了学界及承门传人对承淡安先生学术成就与人格魅力的推崇。

1989年9月13日，在纪念承淡安诞辰90周年暨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上，时任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江苏省针灸学会会长的张华强，首次正式提出：“（承淡安先生）辛勤耕耘，大展雄才，桃李遍布传四海，形成了近代针灸史上以承门弟子为主体的一大流派——澄江学派。承淡安先生不愧为近代针灸医学的先驱和导师。”2012年11月28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首批64家中医学术流派名单，其中，南京中医药大学申报的澄江针灸学派名列其中，也是唯一以“学派”为名的学术流派。2020年7月31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江苏省中医药条例》，也将推进“澄江学派”等中医学术流派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发挥在临床应用、科学研究、学术推广、人才培养、文化建设和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写入其中。

承淡安先生的塑像（张建斌　提供）

一、学派创始人承淡安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南朝齐明帝建武二年（495）春，时为宣城太守的谢脁登三山远眺都城建康，落日余晖下，古长江宛如一匹白练伸向天边，留下了这首让李白倾倒的著名诗句。宋代，在施迈主修的〔绍熙〕《江阴军志》中有“大江自京口来，委折而南，浩荡澎湃，势益壮越，数百里聚为澄江之区”的记载。宋代的江阴军还建有“澄江驿”，南宋庆元五年（1199）增修城墙北门，名为“澄江门”，还有“澄江河”“澄江桥”“澄江亭”“澄江书院”，等等。自宋以来，澄江一直是江阴的别称，它见证了江尾海头的历史变迁，也成为一千多年来江阴文人雅士的偏爱。

1899年9月13日，承淡安出生于江阴市华士镇的中医世家，原名启桐、秋梧。及长，跟随父亲和同邑名医瞿简庄学习中医经典及中医内外科、儿科、针灸等，并在上海广德医学专门学校接受系统西医教育，传承家学，融汇中西，塑造了承淡安先生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知识框架。

1925年春，承淡安开始独立应诊。他首先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澹盦（淡安）。淡泊于名，安然于心，成为承淡安医路之初心。1928年，与同道友人一起创办苏州中医学校，开始探索中医院校教育模式和教育实践。1929年，因政府出台取缔中医政策，学校被迫关停，承淡安也被迫将诊所从苏州城里搬至望亭镇。

1930年夏，承淡安立志传承和发扬针灸学术，遂与望亭镇的中西医同仁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标志着澄江学派的肇始。先后创办了《针灸杂志》、针灸疗养院、中国针灸讲习所、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等，构建了医教研一体化发展格局。至1937年，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已经在海内外成立了17家分社，《针灸杂志》也发行至法国、美国等地。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成为当时世界针灸医学的中心。淞沪战争爆发后，承淡安先生被迫西行，以针灸“利民生”“也抗日”的理念，重构针灸学术，新注《伤寒论》，为川渝地区培养了一大批中医针灸医生和伤寒经方大家。

1954年7月，承淡安欣然受命筹建江苏省中医院和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开始了现代制度上的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院校教育的探索和实践，确立了以临床事实为基础、以提高中医学术为目标，医教研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和模式。1954年10月30日，他受命出任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校长，谱写了现代中医高等教育的摇篮曲，开创了中医历史上的新篇章。1954年12月，承淡安出席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1955年6月1日，承淡安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也是当时中医界三位学部委员之一。1955年7月15日，其应邀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主席。1957年7月10日，承淡安先生在苏州因病逝世。

承淡安历经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在西学东渐日益深入的清末民初，中医遭受非科学质难和存废之争的至暗时刻，他为挽救绝学、坚守和传承中医血脉而呕心沥血，在海内外播撒薪火相传的火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中医发展的新篇章，取得了累累硕果，包括创立现代高等中医教育模式、发明伤寒针方、构建和发展现代针灸学科等方面。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成果来说，承淡安先生都是一位彪炳史册的“大国医”。

承淡安先生的“中国科学院聘任书”（张建斌　提供）

二、学派创立背景

学派的诞生，一方面是学科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演进、时代发展的客观使然。澄江学派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学科内外矛盾交织和寻求突破的结果。

（一）官学失守

“一针、二灸、三汤药”是中医诊治疾病的三大法宝，在庇佑中华民族生命健康中有突出的位置。自隋唐以降，太医署（院）无不独立设置针灸一科。但是延至清朝道光二年（1822），道光皇帝却颁布诏令，着令太医院永远停止针灸一科——“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太医院的影响下，州府及其官学两界逐渐远离针灸，传承数千年的针灸医术也渐呈颓势。经过百余年的摧残，针灸医术已近凋零。至民国初期，“鄂浙闽粤，民间几不知有是术，云贵边陲的医者，知此名称的更不多见”。而即使在针灸仍有幸存的少数地区，其社会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仅推行于中下劳动阶级中，在政学两界人士已绝不注意，盖亦入于自然淘汰之途”。

鸦片战争以后，西风东渐，西医势力在中国逐步扩张，进一步打压了中医针灸生存空间。1912年11月，北洋政府以“致难兼采”为由，在其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中，未将中医列入“医药学教育规程”，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漏列中医”事件。此后，各任政府皆对中医采取了各种限制措施，其中尤以1929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为极致。根据该法案，自此后15年间，中医将在全国逐步绝迹。各种歧视政策的摧残，不仅大大限制了中医生存发展的空间，更使得本已近乎凋零的针灸更趋奄奄一息，渐渐沦成绝学。

（二）非科学质难

民国初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所谓中学、所谓国故、所谓经典、所谓中医，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要抛弃的范围。而唯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在新学和新式教育中，中医针灸也遭受了“非科学”的质难。在科学化语境中，中医针灸出现了“失语”现象。此时中医针灸的危机，已接近悬崖绝壁，进入了退无可退的境地。

（三）从业人员专业素养较低

民国初年，在部分地区，少数人仍然以针灸为业。“在苏省南部和山西省，能行针刺者尚不乏其人”。但是，当时为数甚少的针灸从业人员，大多社会影响低微，专业素养较低。

一部分是由失去科举发展而谋生无门的读书人转行而来，“阅读《针灸大成》一两年，即悬壶施针，为人治病者甚多”；另一部分是目不识丁的江湖走卒，发匠贩夫，“仅凭一二口授，即为人治病”。

一些江湖游医，视针灸为江湖游技，“尝观江湖卖解之流，挟其粗劣之技，谓为传自异人，穿肠透腹，夸炫于人，人少见而神之，睹其危而奇之，复因其稍有效验而信之，此辈赖以糊口者，不过得针灸之末技而神其说以欺人耳”。

即使一些正统的中医医家也对针灸采取漠视态度，“今之医家，惮于穷究而忽略经穴，更以《灵枢》为‘针经’，竟废而不肯寓目。噫！医家尚且如是摒弃，无怪普通人瞠目不知针灸为何物”。加之针灸医家的自身进取不够，“素来一般医士，往往得到一种特效方或特效法，无不严守秘密，以待善价而沽，藉获重利……且大多数固步自封，旧守陈法，不知改良，亦不愿共同公开讨论，以求医术之进步”，“若问其治病何以能有效，却不能道出。不能道出，是即针灸家之大缺点”，使得针灸学术呈现日趋凋敝之势。

中医针灸的路，在何方？面对着针灸行业的凋零、官方的取缔、学界的质难，承淡安基于针灸临床实践“不药而愈病，效捷而功宏，普济贫病，舍此莫属”的真实感悟，发出了“东方学术自有其江河不可废之故”“国人亟宜拥护国粹论——针灸术”的呐喊，并开始了拯救中医绝学、复兴针灸医学的伟大实践。

三、学派创建与发展

1930年夏天，承淡安与望亭镇内科医生王惕仁，外科医生王有仁，中医外科医生陈景文、曹仲康，针科医生王士林、王惟德、王荣森、裘荣福，发起成立“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承淡安自任社长。“以提倡复兴绝学为宗旨耳。……必欲使斯术昌明，必须藉群众研究之力。良以一人之智慧有限、众人之力量无穷也，遂发起设立研究社，名曰‘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与医界同人，互相研究”。

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的成立，标志着现代针灸学科之开始，也标志着澄江学派之肇始。学派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启航与发展（1930年夏—1937年8月）

首先，全面整理针灸学术，编著《中国针灸治疗学》。承淡安在公开家学的基础上，基于传统针灸学术发展轨迹和自己临床体验，在1931年6月编著出版了《中国针灸治疗学》，1933年又邀请孙晏如先生补充医案、修订全书，更名为《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成为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针灸学专著。同时还从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社员的学习报告中，收集大量生动案例，出版了《针灸治疗实验集》。

其次，承淡安一方面广传针灸薪火，另一方面又团结同道，致力于针灸学术的研究和科学原理的探索。先后创办了第一本针灸专业期刊——《针灸杂志》、第一家针灸专科医院——针灸疗养院、第一家针灸学校——中国针灸讲习所（后更名为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至1937年夏，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已经构建了集教学、医疗、研究于一体的针灸学术发展模式。同时在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广东、陕西、湖北、山西、广西等9省区，以及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开设了17个分社，成为20世纪30年代我国最具影响力的针灸学术机构。正是在承淡安的引领和感召下，江西谢建明、浙江邱茂良、福建留章杰和陈应龙、广西罗兆琚、广东曾天治、香港卢觉愚以及江苏赵尔康、杨甲三、李春熙等一批学人，欣然恭列承氏门墙，构筑了澄江学派的早期基础。

（二）困难与低谷（1937年8月—1949年9月）

正当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社务渐有进展，针灸复兴事业呈现欣欣向荣之际，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打响。随后，无锡遭受日机轰炸，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沦为一片废墟，新建的几十间校舍房屋、新购的数百册图书资料、新置的近百件教学设备，悉数毁于战火。

承淡安被迫西行，避难内地。他不顾病躯，每到一地，必积极宣传针灸的医疗、经济及社会价值，并开办针灸培训班，传播针灸薪火。先后在湘西桃源县、重庆后方救济中医院，成都、德阳、简阳等地开办针灸讲习班。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培养了江尔逊、陈治平、薛鉴铭、徐敬臣等弟子至少400余人。1943年夏始，还兼任四川国医学院针灸学教授。

承淡安秉承“于战事期中，药物来源困难，针灸术可代药物疗病，有过之无不及之伟？亦亟应将斯学公开，以利民生”的理念，在此期间编撰出版了《中国针灸学讲义》，以利国利民；并从针灸临床诊疗视角诠释《伤寒论》，出版《伤寒针方浅解》，指导临床各类疾病诊治。

抗日战争期间，承淡安的弟子传人也在各地传播学派薪火。曾天治在香港创办“科学针灸医学院”，在重庆出版《科学针灸治疗学》；陆崇常在广东创办了“华南针灸医学院”；罗兆琚在广西各地行医治病、著书立说、培养后学，先后在桂林、柳州、鹿寨、德胜等地，开办针灸培训班10余期，培养学员200余名；邱茂良在浙江台州中医学校行医、教学，还编撰了《针灸与科学》等；苏天佑在1942年香港沦陷后，举家逃难于两广地区，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坚持针灸济世，同时开班办学，至1946年返香港时，累计办班21期；留守在无锡的赵尔康，在极其困难环境下，继续勉力维持研究社社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经济社会一直处于跌宕状态，加之承淡安身体一直未曾复健，研究社社务始终未能全面恢复。1947年冬，承淡安启程东归，回到阔别十年的无锡。社址已废，国事日非，心中黯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尽管承淡安有恢复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的雄心，但是终究时局动荡，民不聊生，针灸事业也只能勉强维持。

（三）开枝与散叶（1949年10月—1982年）

承淡安题词（张建斌　提供）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为这次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在毛泽东主席题词的指引下，会议对开展新中国的人民卫生工作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中医针灸迎来了冰雪消融的春天。

经过紧张筹备，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复社方案呈准苏州市卫生局备案后，弟子孙晏如、郑卓人、邱茂良、黄学龙、陆善仲等先后又集聚苏州，跟随承淡安先生重新共同擎起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旗帜，山西谢锡亮，河南邵经明，安徽孔昭遐、屠佑生等人正是在此时添列于承氏门下。《针灸杂志》复刊后，改名《针灸医学》。随着《中国针灸学讲义（新编本）》《针灸内科治疗学》《针灸外科治疗学》等一批专著出版，澄江学派重启新航程。

1954年7月，卫生部根据中央对中医工作的指示，制定了《加强中医工作方案》，包括卫生部设立中医司，成立中医药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吸收中医参加中华医学会，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成立中医学院，发展师带徒工作等。同年7月，江苏省委统战部、省卫生厅在南京联合召开了全省中医代表座谈会，阐明党的中医政策，了解中医界思想状况并听取与会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意见，研究今后加强江苏省中医工作方针。会议提议积极筹办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以更好地加强中医人才的培养。承淡安参加了会议，并于同年9月5日，应邀到南京参加江苏省中医院和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筹备工作。当年10月30日，承淡安被省政府正式任命为该校首任校长。

承淡安带领孙晏如、李春熙、邱茂良等，积极探索构建现代高等中医教育模式和机制，加强现代针灸学科建设。从1954年10月至1956年7月，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编写了4个版本的《针灸学讲义》。从开始整理知识碎片，到逐渐形成系统化、体系化知识模块，见证了现代针灸学科的早期教材形成过程。其现代性探索，还体现在教材的学术逻辑和学科思维。教材始终将学科学术作为第一内容，逐渐引入术语定义和释义，探索将经络理论作为针灸学科知识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初步形成了以基础知识（经络、腧穴）、基本操作（针术、灸术）和临床应用（治疗学和处方集）为模块的现代针灸学科框架。1957年10月，“江苏省中医学校针灸学科教研组”编写的新一版《针灸学》被学界誉为“当今各版《针灸学》的母版”“现代针灸学科的奠基之作、首创之作”等。

在承淡安的影响下，第一期中医进修班毕业生程莘农、杨长森、张宗震、李济人、李锄、苏新民、肖少卿、杨兆民等留校并转入针灸学科；第一期针灸师资班毕业生杨甲三、李鸿魁、梅健寒、江一平和第二期针灸师资班毕业生夏治平、袁九棱等先后留校并进入针灸学科教研组。各类人才加入现代针灸学科建设中，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现代针灸学科“南京模式”。学科接待了上海中医学院奚永江、李鼎等的进修学习，以及北京、天津、上海3个中医研究班50名学员的实习。此外，澄江学派传人钟岳琦、曲祖贻在山东，黄学龙、高镇五在浙江，魏稼在江西，管正斋在云南，陆善仲、孔昭遐、屠佑生、张琼林在安徽，邵经明在河南，黄宗勖在福建，张祥在内蒙古，谢永光在香港等，都开始了各地院校教育模式下的针灸人才培养。赵尔康后被中国中医研究院聘任，杨甲三、程莘农转调到北京中医学院，宋学儒到河北中医学院工作。众多弟子门生以针灸济世活人，使得澄江学派渐呈燎原之势。

除了人才培养，承淡安还提出了“基于临床开展疗效规律研究，是提高和发展现代中医学术的主要路径”。1955年，承淡安在学校设立了“针灸研究室”，开展针灸临床诊疗规律的学术研究。1956年，在江苏省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承淡安又提议成立“针灸实验专科医院”，开展临床观察和人才培养。1958年6月，“江苏省中医学校附属针灸实验医院”成立，并成立第一研究室和第二研究室，开展临床研究，医院还开设针灸培训班，培养出了全国名中医徐福松等知名专家。

承淡安先生去世后，以邱茂良教授为代表的澄江学派传人，与多单位、多学科合作，先后开展针灸治疗肺结核、急性细菌性痢疾、胆石症、中风病、急性病毒性肝炎等临床研究，不仅开创了针灸现代研究新模式，而且使医教研一体化的现代针灸学科发展之路逐渐明确、清晰。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国针灸国际化传播的深入，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科逐渐成为针灸国际化交流中心之一。自1975年开始，卫生部委托南京中医药大学承担了大多数外国医生来华学习针灸的任务，从1976年开始，每年春季和秋季都承办一期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在中国香港的再传弟子苏天佑，更是以香港为中心，辐射东南亚，并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针灸学校——New England School of Acupuncture。

南京中医学院附属针灸实验医院（张建斌　提供）

（四）赓续与辉煌（1982年至今）

随着针灸医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本土针灸专门人才的培养也迫在眉睫。1979年，卫生部专门下文要求南京中医药大学设置针灸学专业。经过充分调研和积极筹备，澄江学派第二代代表性传人邱茂良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创办针灸学专业，1982年9月首批针灸学专业学生入学，标志着针灸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与此同时，澄江学派第二代代表性传人杨甲三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也创办了针灸学专业。

以澄江学派为主体，设置针灸学专业，构建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突出了针灸医学的特点，基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中医学构建课题体系，学派传人担任多门主干课程主编、副主编。如邱茂良主编《针灸学》，杨甲三主编《腧穴学》，杨长森主编《针灸治疗学》，肖少卿副主编《经络学》，魏稼主编《各家针灸学说》等。同时，198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科为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邱茂良、杨长森两位教授为首批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1984年1月，又批准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科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邱茂良教授为指导老师。至此，澄江学派不断构建和完善了现代针灸学科专业人才本硕博多层次培养体系。

以澄江学派为依托，建立了专业化的师资队伍。从20世纪50年代中医进修班、针灸师资班和中医学本科班中，走出了诸多针灸大家，开创和引领了针灸学科的专业教育和专门人才培养。20世纪80年代，一批中医学专业优秀毕业生转入到针灸学科的专业教师队伍中。此外，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科，还接受卫生部委托，先后举办了“全国针灸师资进修班”，先后为其他院校开设针灸学专业和开展专业教育教学培养了大量专业师资。

以澄江学派为依托，全方位促进针灸学科建设和发展。针灸学术团体、教育机构、科研组织、医疗机构等也全面建立。1985年，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科被确定为江苏省首批重点学科；1989年，又被国家教委列为全国高校医学重点学科，成为当时中医院校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特别是1989年9月13日，澄江学派官宣后，得到海内外学派传人的拥护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进入21世纪，澄江学派第三、四代成为学科骨干，在针灸教育、科研、临床应用以及文化传承、国际化交流等方面继续拓展创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澄江针灸学派传承工作室，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设立江苏中医流派研究院澄江学派分院。

四、学派学术特点

澄江学派不仅是近现代重要的中医学术流派，也具有典型的科学学派特质，在针灸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其主要学术特点有： 

（一）立足临床，以疗效为起点

澄江学派以临床价值为视角，强调针灸的科学性。承淡安曾指出：“盖以人身内体器官与皮肤息息相通，审知病之所在，而于其通于外部之皮肤上一部分，略施刺激，则内部之疾，可告霍然，此种治疗，奚容漠视者哉……想我国首先发明之神效万能医术，曷可任其埋没不彰？”卢觉愚、曾天治、邱茂良等学派传人，也都始终坚持以临床实践和疗效规律为基础，发展学派学术。如卢觉愚认为“针灸治病，效速而功宏”；曾天治汇集自己行医两年治愈病症，出版《针灸治验百零八种》；20世纪50年代始，邱茂良先后开展的针灸治疗结核病、细菌性痢疾、胆石症等系列临床研究，都是这一实践方向的延续和深入。澄江学派创始人和传人，无不坚持从临床实践、临床疗效出发，以这种范式开展针灸学术研究。

（二）注重学术，以提高为目标

尽管针灸临床有着确切的疗效，但是在学理上还存在不足。20世纪30年代，承淡安客观比较中、西方医学理论体系后，提出：“西洋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学术，自有其江河不可废之故。何也？凡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即成一种学术。西洋科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东方学术亦能之。而针灸学术之神奥，却有不能言之尽成理者，此由古书晦涩，后人不能通之，非其本身不通也……即须将古书晦涩之理，细加考证……自己明白，使人皆明白，此即谓之科学。”因此，整理和提高针灸学术、阐明针灸学理，成为澄江学派始终不渝的追求。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澄江针灸学派传承工作室（张建斌　提供）

（三）承古纳新，以创新为关键

澄江学派以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继承创新的学术精神，推动针灸学术体系在诸多领域有了新的突破。

1.腧穴定位和内涵。将解剖学知识吸收到腧穴定位和结构中来，赋予腧穴大量的形态学内涵。学派传人杨甲三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以“三边”（骨边、筋边、肉边）、“三间”（骨间、筋间、肉间）为体表标志的取穴法。

2.经络理论和认识。客观分析西方实证医学以及日本新派针灸理论对经络的阐释，认为经络理论的价值在临床诊断与治疗中，对经络实质的探索，不能简单地用按图索骥的方法去寻找。学派传人梅健寒先生进一步提出了经脉循行、经脉病候、腧穴主治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从而为经络理论进行了临床诠释。

3.针刺操作和术式。重视指力和针刺手法的练习，提出了刺激强弱不同分手法的观点，主张重新认识刺激强弱与疾病虚实之间的关系。学派传人杨长森运用定性、定量的方法阐明古代针刺补泻手法，明确操作规范，并以“守气与留针”诠释了针刺操作之术（补泻）与针刺操作之气（效应）之间的关系。

4.艾灸流程和规范。重视灸法运用，制定临床灸治操作标准，界定灸治量，并对施灸部位的选择和灸治现象进行了总结分析，较好地推动了灸治操作的规范化。学派传人谢锡亮擅用麦粒灸治疗乙型肝炎等病证。

由此可见，澄江针灸学派是一个既注重承续中医理论体系，又能主动适应时代及科技发展要求的开放、包容的年轻学派。它虽专注于针灸领域，但并未故步自封，在坚守中医本源的同时，以临床疗效为学术起点，大胆借鉴、吸纳现代医学理论、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和他国针灸发展经验，从而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并铸就了历史的辉煌。

（作者简介：张建斌，澄江学派代表性传承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澄江针灸学派传承工作室负责人。）

栏目编辑：王魁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