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五年（1642），江苏名医吴有性撰成《温疫论》，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直接以“瘟疫”命名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医疫病学专著。它不仅在当时和后世多有刻印，更有诸多评注版本问世，针对其整书及其中具体问题的相关研究也是层出不穷。这些研究主要为医家之说，以探究和叙述其医学学术史与治疗实践价值为旨归，少有关注和探讨这部经典诞生的历史。医学经典绝非只是供后世医家从中提取诊治疾病知识的“知识银行”，其成书本身即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值得进行深入的社会史研究。

新史学，特别是书籍史和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给中国医学史研究带来“社会史转向”的同时，也为我们关注与讨论医学经典的诞生历史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与研究工具。因此，本文拟在充分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运用书籍史与医疗社会史研究等相关新史学理论与方法，将《温疫论》一书置于其诞生的明末历史情境中，尝试探讨明末中国的历史情境如何孕育了这一医学经典，阐明其何以会在明末由吴有性撰写而成，进而揭示明末中国社会对中医流行病学发展的塑造性影响。

一、革新传统中医传染病学的《温疫论》

吴有性所撰《温疫论》，详尽阐述了瘟疫的病因、初起症状、传变诸证、兼证、治法以及妇女、小儿时疫特征点、调理方法等问题，不仅在温疫起因、病机、传变等方面均有卓见，还创立了温热病的辨证论治方案，从疫病理论和具体治疗方案上革新了前代瘟疫理论与治疗知识，开创了中医传染病知识体系中的温病学派。对其历史地位，《四库全书总目》曰：“古人以瘟疫为杂证，医书往往附见，不立专门，又或误解《素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文，妄施治疗。有性因崇祯辛巳（1641）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以伤寒治法之不效，乃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1]246《清史稿》则赞曰：“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2]397

在吴有性及其《温疫论》的影响下，中医传染病学领域形成了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温病学派”，它与早已流传的伤寒学派，共同构成了中医传染病学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后世医家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如清代著名医家吴鞠通即在其《温病条辨·自序》中强调说：“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3]

《温疫论》的主要创新与成就有：在对“温疫”正名的基础上，从瘟疫的疫原、致病原理、诊治原则和方法等方面，对传统伤寒说进行了革新，丰富和推动了中医学传染病知识体系的发展。

（一）跳出伤寒旧说，明确“温病”概念

吴有性之前的历代医家，均以伤寒统称各种外感疾病，《黄帝内经》虽已就有“疫疠”“温疠”“温病”等疾病名称，但一直被归属广义伤寒的范畴，并认为温病和瘟疫是两种不同的疾病。吴有性明确提出，一切热病都是温疫，“温病”和“瘟疫”并无区别。温病、热病、瘟疫都是温热病的范畴，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作为病因的邪热程度及其所致疾病传染与不传染的区别。不传染者为温病、热病；传染引发流行者为瘟疫。“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温热首尾一体，故又为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疫之疫，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文作殳，加疒为疫，又为时疫、时气者，因其感时行戾气所发也，因其恶厉，又谓之疫厉，终于得汗而解……此外又有风温、湿温即温病，夹外感之兼证，名各不同，究其病则一然”[4]54。这种对“温病”和“瘟疫”之间关系的新认知，不仅纠正了以往“以温、瘟为两病”的错误认知，而且明确了二者间的内在联系。

（二）提出具有重大创新性的“杂气致病”疫病病因学说，强调瘟疫是传染性疾病

《温疫论》书影（南京图书馆　藏）

吴有性以前，主流医家均以“六气为病”为圭臬，认为疫病主要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所致。吴有性通过临床观察与实践，在批判大多数医家“只知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谓无出此六气为病，而不知杂气为病更多于六气”的基础上，他创新性地明确指出：“六气有限，现在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也，专务六气，不言杂气，焉能包括天下之病欤？”[4]32-33通俗讲就是疫病系由自然界中的“杂气”（又称“戾气”“异气”“疠气”或“疫气”）所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5]。“时疫，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4]15。在杂气中，又尤以“疫气”为祸最重。“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虽有多寡不同，然无岁不有”[4]32。杂气虽有“无形可求，无象可见”“无声复无臭”，无法“得睹得闻”[4]31等特点，但仍有以下致病规律：

1.杂气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杂气侵犯人的不同部位，引起不同的疾病。“气之不一”“为病种种”，“是气也……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同时，也对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影响，“其所伤不同，因气各异也”。[4]33

2.在时间和空间上，杂气致病无规律性。“气之所至，无时也，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安然无有，是知气之所著无方也”[4]32。

3.杂气在不同的年份有盛弱之分，对人的侵害能力亦有强弱之分，盛致疫病大流行，弱只致几人染病。“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中，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气为疫”，“其年疫气衰少，闾里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4]33。

4.杂气所致疫病为经人口鼻侵入疾病，具有传染性。杂气虽均自口鼻入侵人体，但其侵入人体的方式又分“天受”和“传染”二种。存在于自然界空气的杂气造成感染者为“天受”，因与疫病患者接触为其所散发杂气所伤者为“传染”。虽有此种区别，但同一种杂气只会导致同一的疫病。“盖瘟疫之来，邪自口鼻而入感于膜原……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4]59。

5.同一杂气对人群的影响会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杂气的浓度、毒力强弱及其侵入人体的深浅，受染者的劳逸程度与情志状态等，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营卫运行之机乃为之阻，吾身之阳气因而屈曲，故为热其始也”，“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处之即病”。[4]3

6.“杂气”具有物质性和用药物可治的特点。“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4]33。

7.杂气既可在人间引发瘟疫，也能在禽兽间导致瘟疫流行，但因物种不同，所用治疗方法自不相同。“杂气致病”说的创立，丰富了中国医学对疫病病因的解释。

（三）集成与发展前人温病认知与药物治疗经验，明确“瘟疫其病与伤寒相似而迥殊”，超脱六经辨证传统治法，细究温病病因、发病、传变过程特点，总结出一套具有高度针对性的辩证论治诊疗方案

吴有性指出，伤寒和温病侵入人体的途径和具体病程变化均不相同。“伤寒自豪窍入，中于脉络，从表入里，故其传经有六。自阳至阴，依次而深。瘟疫自口鼻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或表或里，各自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加之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2]397，因此需要一一辨别，然后施以对应治疗。具体而言：

1.要尽早治疗，并以祛邪逐秽为第一要义。“客邪（即杂气）贵乎早逐，乘人气血为乱”[4]10。

2.辩证施治。“谅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4]10。

3.创制“达原饮”和“三消饮”等方剂，根据病情变化分别使用。瘟疫初起，“此邪不在里……宜饮达原饮”，邪渐入胃，病情加重时，“复加大黄，名三消饮”。[4]3，6

4.鉴于传染病发病迅速、变化快的特点，急证需急攻。如《温疫论·卷上·急证急攻》说：“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设此证不服药，或投缓剂，羁迟二三日，必死。设不死，服药亦无及矣。”[4]6

二、《温疫论》成书的历史情境

对所论问题进行“历史情境化”研究，是使历史研究和叙述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的重要保障。所谓历史情境化研究，就是将所论问题置于其所发生、发展的特定历史时间与空间之中，充分考虑这一时空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习俗等文明要素发展特征和正在发生的事件（如战争、灾疫、社会思潮、社会改革等）对所论问题的多维度影响。就明末的历史情境而言，有以下几点影响了《温疫论》的成书。

（一）明末瘟疫大流行是《温疫论》成书的第一“历史情境”要素

瘟疫的不断暴发与流行，是人类传染病学理论发展、治疗手段创新与防控能力提升的直接推动力。吴有性生活的年代〔明万历十年（1582）至清顺治九年（1652）〕，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天灾（因受地球小冰河期影响，干旱、地震、蝗灾、饥荒等叠加并行）、战乱和瘟疫流行叠加并行的时代。三者互为因果，交相推动，使瘟疫的破坏力达到顶值，造成灾难性人口损失。此起彼伏的疫情及其对明末社会的严重破坏，不仅使大明王朝的统治陷入严重危机，更使既有的中国传染病学及瘟疫诊治理论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明末流行的大疫，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极高的死亡率，虽缺少相关科学统计和精准数字化描述，但我们仍可自相关疫区的方志文献（代表官方记述）资料中窥其一斑。如“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6]530“（崇祯）十年瘟疫流行……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送绝迹……十七年瘟疫有作”[7]346“疠疫大兴，死者相枕籍”“大疫流行，民户有全家陨没者”[8]86。“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9]882以及“阖家丧亡”“灭门”“全家全亡不留一人”“全家疫殁、鸡犬尽死”“死者过半”“人死八九”“死者不计其数”“死者无数”“死者相望”“乱尸横野”等[10]。吴有性在其《温疫论》序言（医家之言）中对崇祯年间的瘟疫大流行曾作如此描述性记载：“崇祯辛巳（1641），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5]

（二）伤寒论所代表的中国既有瘟疫学说与治疗手段的失灵

尽管《黄帝内经》中即有对温病的认知与记载，但相关知识却随着以成书于东汉末年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伤寒论的影响日隆而为后人忽略。时至晋唐，已现“法不离伤寒，方必遵仲景”[11]701之势，医家对疫病多按《伤寒杂病论》所确立的伤寒六经理论辨证论治。随着张仲景被“圣化”[12]，自宋代起，伤寒学声名更隆，影响绵延不绝，仲景原别有方论的温疫之证，也因历年既久而湮没于兵火。“嗣后论之者纷纷，不止数十家，皆以伤寒为辞。其于温疫证则甚略之。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5]。宋代名医许叔微更言“论伤寒而不读仲景书，犹为儒不知本有孔子六经也”[13]10；南宋晚期的杨士瀛则言“伤寒格法，张长沙（即张仲景）开其源，朱奉议导其流，前哲后贤，发明秘妙，吾儒之孔孟矣”[14]405；清代医家张志聪则论誉说：“夫本论（指《伤寒论》）虽论伤寒，而经脉藏府、阴阳交会之理，凡病皆然。故内科、外科、儿科、女科，本论皆当读也，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者，不可以为医。”[15]866由是可见《伤寒杂病论》及伤寒学说在传统中国医学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这种伤寒一统的局面，导致后人“祖述宪章，俱以伤寒立论，其于热疫一症，往往略而不讲，是以斯道者所诵所传，连篇累牍，无非伤寒”。及至面对明末大疫，伤寒学说陷入“失灵”困境。“及其临证，只有伤寒一例治之，不知其为疫也。流弊于人，沦肌浃髓，举世同揆，万人一法……死者不知何病以死，生者不知何药以生”[16]1699。吴有性在《温疫论》“自序”中，亦有明确批判：医家在诊治时拘泥于伤寒之法，结果“投剂不效”“病愈急，投药愈乱”，病人中“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枉死不可胜记”。他们是“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5]。这是向当时的中国医学界提出新的课题和研究问题的客观需求。[17]23

（三）中国医学的温病知识积累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三山村（岛）国家湿地公园（视觉中国　提供）

尽管中国医学的基调一直为伤寒论，但散见于各代医籍中的相关记载表明，历代均有医家在伤寒范畴下，承认温病的存在，并不断深化对它的认知，丰富相关用药知识。《黄帝内经·素问》卷九中“寒者，冬气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不伤于寒，触胃之者，乃名伤寒。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最乘杀厉之气，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夏至前变为温病，夏至后变为热病，然其发起皆为伤寒致之，故曰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18]103等内容，及后来的《难经·五十八难》在《黄帝内经》基础上明确提出“温病”病名，并将之列为当时所认知的五种伤寒之一，“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19]31，皆说明中国医学在先秦两汉时期甚至更早即已对温病有了一定认知。东汉末年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虽主论伤寒证治，但其中也包含明确的温病内容。其不仅认为温病是由四时不正之气所致，而且还对“温病”症候特点有较为明晰的描述，并创有以清热为方剂特性的温病治疗诸方（如桂枝汤）。虽然《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杂病论》等中国早期医学经典基本都是在广义伤寒范畴中讨论温病，但从长时段看，吴有性所集大成的温病学说恰是在伤寒学说中孕育、发展的。

仲景之后，与温病相关的论述不断出现。晋代名医王叔和基于《黄帝内经》相关论述，在“温病”“暑病”之外，又提出“温疟”“风温”“温毒”“瘟疫”等病名；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治伤寒时气温病方”专篇，记载不少涉温病、疫病内容；隋代名医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有“热病诸侯凡二十八论”“温病诸候凡三十四论”“疫疠病诸候凡三论”，将时气病、热病、温病、疫疠病、疟疾、黄病、痢病、丹毒等分门别类，各为一种专病，与伤寒并列，而且还指出，温病系“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之特点，“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20]287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和王焘《外台秘要》中则记载了数量可观且对后世温病治疗影响深远的温病防治方法。《千金要方》除“凡温病可针刺五十九穴”针灸疗法外，还记有“屠苏酒辟疫气凌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岁旦之方”“太乙流金散辟温气方”“雄黄散辟温气方”“治温病不相染方”等20余方；《外台秘要方》计有防治温病方34种。[21]35这代表着隋代中国医学对温病的认知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均已超越前代。

至宋金元时期，医家对温病认知日趋成熟，温病学作为与伤寒学相竞争的独立医学知识体系日渐成形，新的病因病机理论和治法迭代出现。宋代名医庞安时《伤寒总病论·上苏子瞻端明辨伤寒论书》明确指出，温病大不同于伤寒，相关治法自当区别于伤寒治法，若“医家一例作伤寒行汗下……温病若作伤寒行汗下必死”[22]132，开启中国医学在疾病治疗上的温、寒分治序幕。郭雍《伤寒补亡论》卷十八《温病论六条》所提“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节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三者之温，自不同也”[23]，已跳出《黄帝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成说，为中医温病学引入“新感”“伏邪”新维，区分出温病有伏寒温病、新感春温和时气病温三类。金代刘完素所倡“六气皆从火化”说与“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之论及主张热病初起不可用辛温大热之药而应用辛凉之法以表里双解，养阴退热，再加新创双解散、防风通圣散、六一散等方剂，革新了医家长期实践的对初起阶段外感热病一律以辛温药剂解表与先表后里的传统治法。元末明初名医王履（字安道）《医经溯洄集·伤寒温病热病说》强调“温病不得混称伤寒”，认为温病与伤寒“自是两途”，不可同治，“用药则不可一例而施也”[24]952；温病系伏热自内而发，治疗上应以清里热为主。这进一步将温病与伤寒分开。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时至明代，中国医学对温病的理论认知及治疗实践，在历代医家的叠加探索之下，从温病之概念、发病之机理、治疗之原则、方药之使用等层面，在整体上已达至跳脱伤寒范畴的程度，与伤寒之学形成明显区分，形成寒、温分论，辨证治之的医学格局，独立的温病学知识体系即将瓜熟蒂落。这为吴有性撰写《温疫论》，系统阐述温病学说提供了知识储备与来源支持。

（四）吴有性撰《温疫论》，也与其家乡所处的江南地区自然气候条件和医学地理学特点有关

吴有性的家乡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系典型的江南水乡。这里河流纵横，水网密布，气候温暖，空气潮湿，自然环境易于各种病原体滋生，当地居民易感受温热之邪，因此是温疫、湿热病等外感热性疾病易发多发之地。对于江南自然地理环境与疾病间关系，时人即有言“江南卑湿，家蒙斯厉，人罹兹疾”[25]662“吾吴湿邪害人最广”[26]161。此外，当时的江南为中国富庶之地，密集的人口、发达的商业经济和便捷的水路交通，为疫情更快更广地扩散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明末接连不断的天灾兵乱，进一步加重了江南地区的瘟疫负担。相关研究者指出，有明一季，瘟疫对南方的影响甚于北方。南方地区暴发和涉及的疫情多达129次，北方为80次。[27]“崇祯十三年，大疫大饥，江宁市流枕藉”[28]931“疫症甚虐，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者，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各营兵卒十有五病”[29]416。崇祯十五年（1642），嘉定县“复大疫，僵尸填沟塞道，四郊掘坎不暇掩”[30]480。在吴有性的家乡吴县，“自四月至冬，比户疫痢……疗者什三，死者什七。推官日收露尸、给櫘（同“槥”，小棺材）、瘗（埋葬）土，以万计”[31]104。这样的医学地理环境与多次亲历的疫情，使吴有性有机会更多地近距离接触和临床观察与诊治疫病患者，并从温病学的角度思考诊治之策。

（五）吴有性的个人自身因素

明末瘟疫的肆虐与伤寒医学的“失灵”困境，绝非独为吴有性一人所见、所感，但却唯有他在此时作出了革新性思考与行动。为何？要想回答这一问题，只有聚焦于吴有性的个人人生与职业经历、个人性格、思维与行为方式等方面。

吴有性是一位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且敢于质疑和批判权威、勇于创新并长期行医于疫区一线的医者。作为明末江南地区的一位医者，吴有性一生曾亲历过多次疫病流行，亲见瘟疫所致之惨景。在崇祯大疫中，吴有性出于医者本性，悲天悯人，立即奔赴疫区治病救人，通过亲身观察与诊病施药，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并明确当时流行的瘟疫不是伤寒。但当时的医者却固守伤寒之说，“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结果是“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很多疫病患者因被误诊为伤寒并按伤寒之法治疗而死。[5]因此，吴有性大胆地向当时的主流权威学说提出质疑，批判性指出其“失灵”的症结所在：当时的“瘟疫其病与伤寒相似而迥殊”，而“古书未能分别”，医家“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方，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5]

“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5]为找到应对当时瘟疫的有效治法，吴有性心怀拯救众生的医者仁心，在系统研究古代医籍寻求帮助而不得，认识到历代医书少有专门研究温病者的情况下，遂在总结与反思传统伤寒学说和广泛继承前人既有相关温病认知与防治实践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对大量病患的密切临床观察与诊治经验，大胆设想，细致观察，深入思考，实践探索，“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与夫传变之体”[5]，并综合自己“平日所用历验法”，对明末大疫的病原病因、发病条件、感染与传播途径、病变趋势、临床表现、流行特点、诊断与治疗原则和方法、治疗禁忌和选方用药等方面，提出许多有别于传统伤寒之法的创新性见解，详细阐明了杂气致病及其传变这一“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的“治疫紧要关节”[5]，撰成对后世中国医学及传染性疾病防治具有影响深远的《温疫论》一书。为特别强调他对当时瘟疫为温热之证不能用热药医治的属性特征认知，吴有性特意以“温疫”而非“瘟疫”作为该书的书名。

《温疫论》的问世，充分体现了吴有性面对大疫，不怯、不惧、不逃、不避，勇担拯救苍生使命和责任的“大医”品质，用实际行动很好地诠释了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说的“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峨、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厄急”[32]56的道德要求。医者仁心，自古“大医”多为胸怀悲悯之心和对病患疾痛同情之人。

三、小 结

作为中国医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经典著作，《温疫论》的重要性在于它为当时和后世的瘟疫防治提供了创新性的疫病解释与治疗知识体系。而它不早不晚，诞生于明朝末年，恰是此时的历史情境孕育和促生了它。天灾、战乱与瘟疫叠加并行，使得瘟疫流行更加肆虐；既有瘟疫学说与治疗手段的“失灵”困境，迫切需要医学创新；温病知识在伤寒医学主导地位之下的不断积累，为医家寻求对瘟疫流行的新防控方案打开了一扇可能之窗；作者吴有性的个人经历、医者情怀、探究精神，使其堪当创新医学、拯救苍生、著书传道之大任。历史永远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作为中国医学史与人类文明史上一重要构成的《温疫论》的诞生，亦遵循了这一历史定律。明末历史塑造与促生了《温疫论》，《温疫论》改变了明末以来中国医学中传染病知识体系的构成格局，影响了后世医家的医学思维与治疗实践，增强了中国医学应对瘟疫的能力，影响了其后中国历史的发展。

（作者简介：周慧，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闵凡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任。）

栏目编辑：王魁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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