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织造博物馆（视觉中国　提供）

关于江宁织造，多数时候人们会想到清代康雍年间执掌织造的曹氏家族。特别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任时，江宁织造迎来发展的巅峰。然而，清代晚期，李鸿章等重建织造局，恢复南京地区官营织造业生产的历史却少有人知。本文通过李鸿章的一封奏折，揭示晚清朝廷整顿江南织务的过程和影响。

江宁织造的地位及整顿织务的背景

清代在江宁（今南京）设立官局负责织造事务，是沿袭自宋以来官方在这一地区经营丝织工业的旧制。早在10世纪八九十年代，宋朝在江宁就设有织务。13世纪七八十年代，元朝在南京亦设有织染局。14世纪60年代，明朝在南京设有内织染局、神帛堂和供应机房。[1]清代顺治初年，在明代丝织生产最突出的三个城市江宁、苏州和杭州恢复重建了织造局，负责清廷所需缎匹的采办、督造。清代早中期，江南三家织造几乎承办了清王朝所需的全部丝织精品，地位极其重要。[2]53其中江宁织造又以地处东南要地南京，重点织造上用缎匹(清雍正《大清会典》记载“凡上用缎匹，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缎匹，苏杭织造”)，工艺精良而长期居于江南三织造之首。清朝前期，江宁织造局的生产为先向衙署支取钱粮采买材料，招徕工匠，再按照规定样式进行生产，即“照额设钱粮，买丝招匠，按式织造”[3]。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陷入内有太平军、捻军起义，外有列强侵犯的忧患困局。因物力逐步艰难，江宁织造逐渐衰落，生产方式也开始发生变更。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江宁织造受到致命冲击，织局片瓦无存，织机毁坏殆尽，织工作鸟兽散，生产完全停顿，南京官营和民间织造业均受到严重打击。

同治四年（1865），太平天国失败，清廷重新控制了南京。同年，户部、内务府派办大运绸缎，江宁织造需完成10余万两的织造任务。大运绸缎，作为官办织局的江宁织造向清廷贡纳本局织造或采办的高档丝织品，办理大运绸缎原是江宁织造的本职所在，自顺治年间至咸丰初年，已施行多年。然此时，毁于战火的江宁织造尚未重新设立，根本无法组织生产。江宁布政使司拨银两万两，欲向民间富户采买，以完成大运绸缎的任务，但织造官员在一番察访后上报，由于战争的破坏，民间已经找不到大规模开织的富商，且上用缎匹和其他一些高等级缎匹历来只有官营织造局准许生产，根本无法从民间采买。为尽快摆脱困境，完成大运任务，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和新任江南织造（清道光帝旻宁登基后,为避帝讳,将“江宁织造”改称“江南织造”）祥佑等开始整顿织务。

李鸿章等整顿江宁织务

江宁织造博物馆勤政堂陈列（视觉中国　提供）

清代后期，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分歧，逐渐形成坚持现有发展节奏的顽固派以及希望通过对外学习革新生产技术、强兵富国的洋务派。李鸿章正是洋务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面对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后派办的大运绸缎任务，这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上《筹设织造机房折》，提出从长远计，应重建织造局。奏折中，李鸿章首先开门见山指出朝廷派办的大运任务难以完成，然后摆出无法完成的两个主要原因是无处采买和经费困难，继而提出“采买本权宜之计，既多窒碍难行，而设局实久远之谋，自应酌量赶办”。

据〔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太平军进入南京前，江宁织造局有三处工场：一是汉府机房，因位于西华门外的明汉府故地而得名，是明代内织染局旧址，有生产纱、绸、缎、妆蟒（即妆花蟒缎，云锦工艺的一种）等的织机554张；二是位于常府街的倭缎机房，有专门生产倭绒、素缎的织机46张；三是位于驻防城北安门内的诰帛机房，即明代神帛堂，设有诰命神帛机65张。[4]李鸿章的奏折印证了这一记载，“江宁城西华门内外、常府街向设织局三处，铺机六百余张”[5]，但战后织局已经“片瓦无存”“机具亦尽毁失”，他认为，在经费极端紧张的情况下，修复原织局已经没有意义。他命织造官员另择新址，在内桥附近的珠宝廊（古街巷名，1930年后，以中山南路为界分别并入白下路和建邺路。即白下路自内桥向西至建邺路鸽子桥东一段）购买了一处民宅。这处住宅有房屋20余间，紧邻河水，便于漂丝，非常适合用作建设新织局。同时，在附近的空地又加盖了50间机房，五间库房。

按照李鸿章的计划，珠宝廊的新织局竣工后，祥佑等织造官员将抓紧时间采办织造原料，挑制花本（南京云锦织造工序之一），优先完成民间无法采买的上用缎匹等生产任务。同时，春绸、纺丝等可以从民间采买的，将根据上级拨款的数目进行采买。李鸿章在奏折中颇有信心地展望到，虽然当年的大运任务不能按时按量完成，但新织局建成后，相信情况很快就会得到改观。

李鸿章上奏后不久，江南织造祥佑也上了一封奏折，汇报了新织局工程进度及进一步整顿织务的做法。[2]181祥佑等人劝谕机户复业，从归籍的机匠中挑选熟习挑花、摇纺、织挽等织锦各工序的工匠600多名，发放执照谕单，造册存档。又“择其从前熟谙织务之人，优给工食，分充三局案书堂总”。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一张清末“领机执照”，便是同治四年（1865）江南织造祥佑颁发的。从这张执照上可以看到，熟谙织务的柳天培被任命为“汉府堂总”，其名下的一张上用暗花缎机以及领机苏炳，散匠陈之、戴玉均按规定详细记录在案。执照的正文中，祥佑自述道：“本部堂奉命莅任，整顿织务，改建机局，事同创始。”足见这一时期织造官员对整顿织务的重视。

整顿织务的效果及影响

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江南织造祥佑等整顿织务的努力，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积极成效和影响。

一是提振了南京原本濒临崩溃的官营织造业。整顿织务当年，即同治四年（1865），江宁织造就恢复了因太平天国运动而中断多年的绸缎大运，解交上用、官用缎匹310匹，部派缎匹300匹。次年，解交部派缎匹400匹，上用、官用缎匹更翻了一番，达到620匹。同治六年（1867），上用、官用缎匹解交量达665匹。[2]221虽然产量远远无法与战前江宁织造鼎盛时期相比，但至少可以看出，经过整顿织务，南京的官办织造业已经开始逐步恢复生产，回到了正轨。

二是重建织局，接续了江宁织造的历史生命。从同治四年（1865）重建到光绪三十年（1904）奉旨裁撤，江宁织造又延续了近40年。李鸿章《筹设织造机房折》提到，“拟此后织造各局即改置于珠宝廊，不再移回西华门等处”。1956年，南京博物院民族组调查清末南京云锦织造业的历史情况时，曾在厅后街当时的中山南路小学后墙基上发现一块石碑，上刻“织局北界止此”六字，后寻访老织工得知，这一带正是清末织局所在地，织局南接白下路，北邻厅后街，东边是祠堂巷，西边是跑马巷。[6]这一位置与李鸿章奏折中的描述相符。当时工作人员访查时，还发现一台织机，“专门织宽幅织品，机子上雕着双龙，漆红色”[6]。遗憾的是，60多年后的今天，不仅原来的织局荡然无存，石碑及织机难觅其踪，就连织局所在的珠宝廊一带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找不到任何遗迹。

此外，同治年间整顿织务，带动了南京民间织造业的发展。重建后的江南织局生产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无力恢复战前织造局的庞大规模，为完成清廷交派的织造任务，织造官员只得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官办织局的做法，采用局织和采买相结合的策略。资本雄厚的富家大户借此扩大生产规模，到光绪末年，当时南京丝织业商号中，拥有织机500至600台的有3家，300至400台的有13家，100至200台的有9家，50至100台的有3家，20至40台的有6家，5至15台的有10家，共计44家，织机总数达8000台左右。[6]这样的规模显然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官办织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织造业商号。这些商号的创办者有很多本身就有官方身份或功名，他们既与官办织局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密切的合作，又将商品广泛推向市场。如魏广兴商号，由红顶商人魏家骅创办，据说其鼎盛时期拥有织机三千张，产品因质量上乘而享誉全国，“客居金陵久者，当无不知魏八先生”[7]。再如于启泰，在南京城西钓鱼台附近开设“于启泰德记”和“于启泰濮记”两大商号，“于启泰德记”生产的元花缎和元缎还在宣统元年（1909）获江宁物产会一等金牌。

云锦织机（锁蕾　提供）

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以“物力艰难”和“江宁、苏州两织造同在一省”为由，宣布将江宁织造裁撤。[8]江宁织造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南京官办织造业的历史就此终止，民间织造业也在短暂兴盛后一度走向式微。但以李鸿章的《筹设织造机房折》为线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同治年间清廷官员整顿织务的历史，还可在波诡云谲的历史变革中，找寻到南京织造业兴衰的波澜。

（作者简介：锁蕾，南京市博物总馆渡江胜利纪念馆办公室主任，文博馆员。）

栏目编辑：张 丽

参考文献

[1]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造的研究[J].历史研究,1963（4）.

[2]范金民.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3]雍正大清会典:卷201[M].清雍正十年（1732）刻本.

[4]莫祥芝,等.〔同治〕上江两县志:卷13[M].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5]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

[6]南京博物院民族组.清末南京丝织业的初步调查[J].近代史资料,1958（2）.

[7]卢前.冶城话旧·东山琐缀[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

[8]朱寿朋.东华续录:187卷[M].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